段惠民家属致中共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全体代表的求救公告 /上海维权网

2006年11月3日凌晨0点30分，段惠民与妹妹段春芳住宿在北京樱桃斜街5号农机招待所。睡梦中被上海市驻京办负责人高伟国处长及另外数拾人强制叫起，并押上停在北京大栅栏煤市街上的面包车内。段春芳由于身体不好,便衣警察王丽娟叫段春芳坐面包车的前排坐位，但被车内截访人员推向车内后面，段惠民说“她身体不好”，随即就发生了在驻京办警察严建国（2006年上海政府专门从劳改局抽调来的用来镇压上访冤民的打手）的“往死里打！狠狠地打！好好修理他们！”等话的指挥下，段氏兄妹遭到十几个暴徒轮番疯狂地置于死地的毒打。

3日凌晨1点30分毒打毕，上海驻京办反而恶人先告状打“110”报警，北京大栅栏派出所接处警把段惠民双手反铐塞在警车的后车厢里带到了警署。尽管已受重伤，但段惠民仍强忍伤痛向他们陈述了事情经过，并为妹妹段春芳被打报案，要求验伤。但派出所安付所长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对段惠民提出立案的要求却未予理睬和受理，更不给予验伤、调查取证等。段惠民说：“我的手指在北京被打伤后流了三个多小时的血，大栅栏派出所也没给我看病，更不曾开具《验伤单》。”在2006年11月3日中午12点30分时，他们就把段惠民直接交给上海警方。

3日下午15点30分即乘上北京的1461次列车，于次日11月4日的中午12点25分到达上海火车站。段春芳忍着伤痛见到了段惠民。当时看见段惠民左脸从额骨沿鼻子到上嘴唇被划开，头肿，口吐鲜血，手指手臂都在流血，右手不能活动，身上都是乌青肿，行走相当不便，总之是遍体鳞伤。见段惠民被警方强行带走，她通知父、母及弟弟一起去上海市黄浦区公安分局外滩警署要求释放段惠民，并同时提出段惠民已被打成重伤理应先给予看病、治病，但遭外滩警署的拒绝。金军付所长、杨伟康承办说段惠民没伤、没病，并说他是“北京定的性、做的笔录，是带着‘帽’回来的”。到2006年11月4日晚上22点15分，段惠民被外滩警署送往黄浦看守所。2006年11月5日的中午12:50分，家属段春芳收到外滩警署发出的段惠民的刑事拘留通知书。罪名是涉嫌“寻衅滋事”。

二.非法刑拘劳教段惠民身心忍受地狱般煎熬

一直到2006年12月31日晚上21点15分，段春芳接到丈夫电话说“哥哥段惠民回来了,现在我家里”。当段春芳与弟弟一起回到闵行的家时，看见段惠民从头到脚都肿的不认识了：脸、嘴唇、手、脚都惨白得毫无血色，腿也弯不过来，话也说不出来……但段春芳及弟弟还是忍着巨大的悲痛问了他在监狱里的情况。段惠民说：“11月4日我口吐鲜血，高烧发到40度。在北京我是被驻京办往死里打的。我要求看病，但外滩警署付所长金军说我没有病、没有伤。我就这样被刑拘了。我叫冤枉。进了看守所，我仍然天天发40度以上的高烧，天天流鼻血、吐鲜血、浑身的伤痛，天天提出要看病，但所里说‘没事的，坐两星期就会好的’，他们不仅不让我去看病还天天逼我承认，当时是我用剪刀伤害了他们的人。因为我不能违背事实去承认，而我遍体鳞伤随时又有生命危险，所以他们也不能再打了，就采取不让我睡觉让我一直坐着来折磨我。天气又越来越冷，我进去时又没有衣服，我写信给你们要求送衣服却没有音讯。”等等。但家属没有收到任何一封信和通知要送衣服，家属提出要送时，街道政法委殷书记凶狠地说：“冻不死的！”段惠民还说：“每天只能喝一杯水，要喝第二杯水时，水桶里都被弄脏了，根本无法再喝水。只吃了点消炎药片。”

三.监狱医生泄寿数段惠民被暴打回了“家”

2006年12月4日，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给我劳动教养一年的决定书。2006年12月25日，我被送往上海市劳动教养场所中转站（杨浦区殷高路）。身体检查的结果是：血压：高148/低83，心率：157/分。我提出看病，但黄浦区公安分局不让我看病，继续让我留在中转站。2006年12月28日，因我昏迷就被送到上海市监狱医院。12月29日，在那里给我接了400cc血（血小板凝固），挂点滴。医生对我说：“你最多只能活三天。如果你命大的话，花40—50万或许可以救你一命。”还问我：“你吃过大麻吗？你吃的苦太冤太大了！怎么撑过来的——近两个月，实在无法想象！”他还说：“监狱医院还给我发出了病危通知。2006年12月31日下午16点30分，黄浦公安分局姓冯的、姓李的等四人来到医院强制拔掉了我的点滴针，把我拖出监狱医院再拉到外滩警署，我知道自己不行了，不肯离开警署，但我又被金军付所长等警察暴打了出来。然后有六个警察把我送到妹妹段春芳家所在的闵行区莘庄沁春园一村的小区里，扔下我扬长而去。我无奈地及其缓慢地拖着这个身子来到妹妹家。”

四. 强烈要求下仍拖延18余小时段惠民含冤屈死

段惠民被放出时，整个人完全变样，全身浮肿，浑身是伤，头部、胸部、腹部、后背、臀部、双手臂部等都有大面积淤青、肿块，其中脸上的刀伤已结疤，右额头上有凶器留下的一个洞，后脑勺有五个洞，都已结疤。手指因长时间出血不止的痕迹清晰，鼻梁骨变形，右手无法抬起，话也说不动，视力极模糊，已基本看不见，也听不清声音。

从2006年12月31日晚上22点50分至2007年1月1日下午17点的这段时间，经过家属在市委、市府驻地的强烈抗议和要求下，上海市政府才决定给钱看病，但拖得太久了！17点后，段惠民终于被送入瑞金医院急诊留观室。

面对惨不忍睹奄奄一息的他，约18点时，急诊室女医生摇着头说：“即使被打得再严重，只要及时送医院救治，一般过个两个星期也就能恢复的”；约22点时，急诊留观室值班的男医生对着家属段若飞拍着桌子责怪说：“怎么现在才送来？！简直是拿生命开玩笑！他（指段惠民）是（可以）有救的！现在才来，太危险了！”听了段若飞的解释后，医生深深地叹了三声气。当家属请他大胆说出实情时，他只是说：“现在不好说。他所有的指标都不好！”

2007年元月二日下午14点47分，段惠民在上海市政府的“关照”下，还是在瑞金医院不治身亡最终含冤屈死。为求公道,特此求救!

家属:段春芳胡小妹段波平段洛飞

2007年1月11日

联系电话：13311918625/63213098

联系地址：上海市泗泾路15号（近河南路广东路）

另附：上海370位冤民给习近平书记的签名信

尊敬的习近平书记书记：

2007年3月24日下午，我们得知身为法学博士的您来到上海任职市委书记。在此向您表示欢迎！3月28日我们原打算带鞭炮来市政府上访并齐庆贺，考虑到目前特殊时期，上海帮根深余毒不清，不希望高兴的事反倒被上海帮的警察弄出一批“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冤民来，这样反而使您尴尬，因此就免了。希望高兴的事能长久，对您的欢迎也能长久，因为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话不得不跟您说。

我们都是来自上海各个区的城市居民，也是九十年代以来上海帮政府制造的冤民。有因官商勾结非法圈地野蛮强迁而失去家园和所有私有财产无家可归的城市居民；有因官商勾结籍企业改制非法解除劳动关系而失去工作无以为生的城市居民；有因司法腐败枉法判决而失去社会最后公正公平的冤民。十多年来，上海政府欺骗我们要通过正常途径解决问题，我们被迫到处上访，然而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许多家庭都是靠着“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冬去春来，没有节日，从城市的一个角落被政府赶到另一个角落。除此外，我们还要忍受非法的监控、搜家、遣送、刑拘、劳教、判刑、关精神病院，电话监听、骚扰等各种形式的打击报复。

十年来，靠着一本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２８日国务院发布的《信访条例》和宪法，不能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在默默的抗争中，上海居民忍受着苦难的煎熬有的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自2005年5月1日起国务院第431号令，即新《信访条例》施行后，我们再一次回到了中央、上海、和区三级政府推诿不管的浆糊局面。心不甘再进京上访，仍遭到上海帮政府的非法围、堵、截、打、关、包括关精神病院等没有止境的迫害。

特别自2006年以来，上海帮政府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籍口下，一，继续拖延不解决；二，对我们继续实施经济打击，剥夺我们的生存权；三，组织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截访力量，包括专门组织打手队进行暴力截访。他们将野蛮暴力、非法监控、搜家、刑拘、劳教、判刑、关精神病院等一切没有底线的违法和残忍的手段有机整合在一起，摧残冤民的肉体，灭杀冤民的性命。只为全面堵塞上访举报的渠道，剥夺宪法赋予公民的上访举报权利。

整个2006年直至今日，上海帮陈良宇和韩正可谓一脉相承。在皇城根天子脚下：在北京火车站的停车场，在北京开往上海的各次列车的第16节、第17节车厢和餐厅里，在北京宣武区太平街12号的湘江源头湘菜馆，在北京宣武区太平街陶然亭宾馆，在截访用的两辆面包车、大巴士上……常常可以听到如狼似虎的上海政府的官员、上海市的警察、及其他雇佣的黑社会打手的疯狂叫嚣和恐吓，处处可以看到一只只凶狠的利爪向着冤民的身体踹去！他们表面看起来没有原因，但极有组织。他们施暴的对象，不论男女，不辨老弱，没有任何底线。真是一声令下即开打，再闻令下便开溜。没有一个人会因此受到任何法律的追究。这就是上海帮政府的接访特色！被选中的受害冤民怎能逃脱被毒打致重伤、致昏死、致死亡之厄运？！

整个2006年直至今日，被毒打致死的访民有：段惠民、杜荣林、戴荣、虹口一个、至少还有两个老太被打后回沪即失踪至今。

整个2006年直至今日，被毒打致重伤的访民有：吴党英、童莉亚、朱金娣、刘华琳、蔡正芳、方文斌、朱黎斌（已二次）、孙健、裘美丽、陈幼鹤、华玉桂老太、胡佩琴、夏伟民、何美君、孙喜成、葛秀珍、宝山区一老太、王惠芳老太、居荣麟、周建国、徐桂银、张锡祺、彭蓉琴老太（和她同一天被打的共有三个老太）、段春芳、段惠民、顾丽明、叶成业、虞春香、金建明、张翠珠、徐国阳、詹荣妹等。在此无法作出完整的统计。他们被打得鼻青眼肿，全身软组织受伤都还算轻的。有的肋骨被打断，有的大小便失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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