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动向杂志

    四月上旬，大陆股市经历突破股民心理底线的低迷后出现大幅反弹，短短三个交易日，上证指数从三千二百点回昇到三千六百点.股民们一片欢呼，不少专家预测到四月中旬有望企及三千八百点，到奥运会前不愁回到六千点，云云。股市强劲反弹的原因是因为美国财长保尔森与中国主管金融的副总理王岐山会谈有进展，即中美在贸易、汇率等方面达成了更多的妥协.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滞胀迹象，但较於美国欧盟日本等重要经济体增幅还是较大的，故而国际投资仍会向「中国洼地」流动，国际热钱也会烘托中国股市与楼市。事实上，中国金融危局丝毫没因股市上昇而纾缓，相反，情势更加危险.

   被楼市套住，流动性严重不足

   大陆房地产的畸形生存已经到了最后大限，业内人士预测六月份将会出现「楼崩」。无论此预测是否准确，可以说，地方政府「刮地皮」即靠高价卖地过日子的时代将会结束。但是，已经经过政府「刮地皮」还有主管部门收费及官员索贿而抬高的楼价，还一时难以下调.故此，楼市的「有价无市」状况将会持续下去。

   过去几年，银行锺情於房地产市场，到二○○七年底估计房地产信贷佔全部信贷投放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如果加计借其他名目进入房地产市场的信贷资金，上述比例应当接近了百分之四十。以经济体积不算太大的沿海省份福建为例，二○○七年底房地产信贷余额高达八千亿之巨。对於广东、上海、北京等经济大省（市），房地产信贷余额都不低於三万亿.目前，中国前十名巨型房地产开发商的现金准备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问题.按加权平均计算，每个巨型房地产开发商的手头现金应不低於一百亿，而实际上过半的房地商手头现金已经不足十亿，以至於万科老总王石亲自出面，声称万科资金没问题，「仍有一百七十亿的储备」。其实，对於万科这样的巨头，面对楼市危局，即使真有一百七十亿现金储备也只能是勉强支撑。

   股市高涨，进一步减少了银行的流动性，「存款搬家」在所难免。估计到奥运前（七月），若上证指数企及五千点，将会有十万亿存款涌向股市。因为股民已经赔惨而恢复上昇期「回搬」赢利，需要比原大盘高企时投入更多资金。

   房地产开发商归还银行贷款量不能按预期实现，更进一步地加剧了银行流动性危机.同时，从紧的货币政策几乎卡住了对房地产业的信贷投放量，既有相当量（在四万亿以下）投入也是「贷新还旧」，勉作应付而已。所以，着名市场分析人士安邦谘询公司的分析师张巍伯「房企危局蔓延，银行难免一劫」的论点一出，立刻引起了银行界的恐慌。

   根本不存在的平衡点

   如何找到经济增长与抑制通胀的平衡点，是宏观调控部门与官方学者的头等难题.实际上，在现行体制下，这个平衡点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形成这个平衡点的基本条件是：一，地方大、中央小的联邦税制，一般可称为「倒三七」（地方拿百分之七十、中央拿百分之三十），这对中央集权体制无异是个神话（或胡话）；二，相对公平的广义资源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的真实与资源税的稳健实施，目前中国这两项都是盲点；三，既然深度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汇率就该放开，而中国目前有管理的小幅快进汇率政策已经是「小米加步枪」对付「战术巡航导弹」的不对称状态.

   在平衡点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地方投资冲动与国企经济霸权又给金融调控增添了巨大压力。地方经济增长模式单靠投资规模的模式在本届中央政府任内，不会出现任何改变，相反，面对滞胀，地方政府更期望以投资规模换取增长.如在温家宝铁腕处理本钢之后，钢铁业产能并没因此下降，垄断性抬价亦未能制住，而现在又不得不放松已压制了三年之久的两广钢铁项目，其中广西获得特许能产一千万吨。两广钢铁项目放行固然与主管发改委的副总理易人有关，但是问题的症结还是「小政府」特别是小的中央政府未能确立。国企经济霸权特别是央企霸权是「小政府」未得确立的衍生后果。比如表面看来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国有投资部份从统计数字上大大下降，由原来二分之一降到了现在有约略三分之一，但是国企通过对外部控股而实现的投资不仅是一大「经济暗箱」区域，而且也是「审批特权」区域。

   就中国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方向而言，加大国有经济的权重政策本身就是反市场的，而能否实现大幅度且比较公道的私有化（比如「公民人手一股」），又成了敏感的政治问题.

   王岐山神话的三重阴影

   王岐山作为经济长才与金融专家出任主管金融的副总理，固然有可能为灰暗的中国金融「打出一片蓝天」，四月上旬的股市反弹是为第一张成绩单。但是，这片蓝天能晴朗多久，仍是个扑朔迷离的「故事」。因为：其一，人大财经委员会人事构成与政府这边不匹配，尤其人望甚高的戴相龙未能入主全国人大财经委，使王岐山少了「天然盟友」，而人大财经委外行领导内行的状况还会持续五年，这也是人大会后股市未立见反弹的主要因素；其二，农信社系统接手「党办金融」的后果已经全面显现，此前党的农村工作部主办农村基金会并入农信社，卷入烂帐一万个亿之巨，农信社如何改革肯定会牵扯「王氏班底」的大量精力；其三，各家国有商业银行虽然在二○○七年底获得三千一百一十八亿的税后利润，但是其以股改为名推行的「买断工龄」下岗（为节约工资成本故）已经形成社会问题，其中单是股改尚未落实的农行就有近二十万该类员工，其长期上访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十五，约为三万人。

   以上三大阴影沖淡了王岐山在十年前处理广东金融危机成功神话的神秘色彩，也妨碍了王岐山创造新的「神话」。尤其农信社改革，无法採取对付广东危机模式，即中央担一部份（约为三百八十亿）、砍一部份外资债权（约为一千四百亿）、地方政府担一部份（强行破产一大批地方小型金融机构，约为四百亿）。而今，农信社真实坏帐早已超过两万亿，上报中央的却只有四千亿.如果王岐山任内批准农行上市，中投公司至少要注资一万亿，加上欲彻底激活农信社体制的投入，共需一万四千亿.五年下来，基本上是将工农中建四大行的税后利润全投到「改农（行）救社」方面去。这样讲，从理论上糊弄得过去，而实际政策的压力则是，是否壮士断臂──将农行与农信社砍掉并全面开放农村金融市场，只留农业政策性银行一家「代天言事」。

   纸糊的金融帝国

   中国的金融体制已经经不起任何强力的冲击，王岐山五年任内能确保不发生重大危机将属不易。至少在以上种种危象之外的内部调整确实难以措手，比如证银保「三监合一」议题现在已经被「高度搁置」。

   股市是否在奥运会后至中秋节前出现灾难性崩盘，比如上证指数再一次下挫到三千八百点以下，谁也不敢打保票。中国股市虽然未如香港「重楼重银（金融）」那样头重脚轻之状，但是由楼市崩盘引发股市崩盘的概率越来越大。另外，在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配合上亦无平衡点可找，比如开徵资源税能够推进财政改革理性化，但资源价格总体上涨传导给金融方面的压力，足以摧毁本来困难的银行流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