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议报
    作为“文化人”，我也写过小说，至少有一部长篇小说还以网络版的形式存在着。但是，说真心话，我根本不指望圈子以外的人去读它。
   
   如此而言，不是矛盾吗？是的，但问题的本质不在于小说的质量如何，也不在于作家们的生活方式如何，根本在于“小说”等同于“虚构”。这才是问题的根本症结。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人经历了太多的虚构，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文学混合着政治意图的虚构并没有因浩然先生的辞世而结束，也没因他们那一代人从话语中心淡出而结束。所以，一提起小说，读书人大多“反胃”。用经济学里面的行话讲，叫边际效用递减。虚构的泛滥不但让“小说”完全成了“知识垃圾”，而且还殃及其他艺术形式。电影，首先是电影，比如已经“老掉牙”的《董存瑞》也成了争议的问题，即董存瑞是否挺身炸碉堡了——这样的“历史”也再度被“审议”。
   
   由于虚构对社会的伤害、对文学的践踏，更由于“审议”难以形成一种公共知识，于是，另类的“衍生虚构”就产生了，比方说，刘胡兰是如何被年长的同志推到了人群的前排，以及董存瑞如何上了河南人那个班长的当，凡此等等。
   
   衍生虚构，行使着解构虚构的权力，它在我们的文化中找到合法性。矫枉过正吗！
   
   既然门面鲜光的虚构不再有市场，那么，彻底的胡说八道就大行其道。结果在《金光大道》、《艳阳天》之类的故纸被扔到卫生间以外的地方之后，盗墓小说成为一时主流。但是，在阴森的墓穴与隧道中行走，思维得到了愉悦，却不会产生经典性的“价值”。
   
   “价值”问题把关心中国小说（文学）的汉学家兼作家顾彬先搞得焦头烂额，一会儿他指责中国当代小说都是“垃圾”，一会儿又对作家进行“人身攻击”，说他们只知道喝酒。那么，为什么大仲马的生活方式不受“审议”呢？他也喝酒，甚至嫖妓。
   
   双重标准吗？！
   
   既然“价值”问题被一个时代所搁置，那么评论家就无权苛责文学的快餐化。而网络阅读的兴盛，只不过是快餐化的一个分支而已。
   
   从社会学意义上说，由于国家政治主导的虚构之泛滥，中国也不可能出现中规中矩的中产阶级。当然，国家主导的虚构早已经非常简白地表述为：（一）文学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二）文章合时而作，乃祖宗传统。第一项继续以变种的方式发挥作用，第二项的被曲解与涂抹也是需要予以历史“审议”的问题，只不过太专业化，非本人能力所及达。
   
   没有中规中矩的中产阶级，就别指望有合乎西方作家所想象的“价值”化阅读。谁要是指望一位身家百万的有些文化底子的商人，在下午的时光里关掉手机、捧起小说，那才叫“傻了”，而且不是傻得一星半点儿。稍有品位一些的，也不过是把自己关在一间屋子里，看看国外流行大片。能到这个程度，已经算“有文化”了。
   
   如此一番品说下来，不是说小说在中国丧亡了吗？
   
   答案是：虽不有完全这么说，至少应当有个理性等待的机会，兴许二十年后，小说可以兴盛起来。现在写，未必不可，但不要指望现炒现卖，因为一些所谓有影响的小说仍然是政治虚构的衍生品。反腐小说那么热烈，挡住腐败了吗？——这本身就是该好好想想的问题。
   
   2008年4月4日 写于绵飘书房
   
   简短说明：本系列是以作者接触到的社会问题为对象，进行“跨学科”式分析，以期关心中国未来的人士能从分析中受益。所谓接触到的对象，具体指两类：（一）我本人作为民间自由学者所关注的公共话题，比如顾彬对对中国文学的批评起初只是“反动网站”的精英讨论，后来国内综合经济类报纸不惜整版报道，我就根据这种情况做“马后课”；（二）我本人作为生存个体不可避免地要与社会接触，如与公交司机讨论油价、与做国企官员的远房表兄讨论“更敏感的时政”问题，甚至一些私宴场合大家向我请教问题，对于这些高度分散化的社会信息我也会分类、再筛选，而后进行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