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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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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的前因后果

“六.四”的前因后果
   贵阳文化讲坛第56讲演说词
   刘新亮
   
   “6.4”运动是一次知识分子的运动,是继“5.4”之后中国知识分
   子独立地走向社会政治前沿的又一次壮举,它所表达的是知识分子要
   求对社会变革的参与和主导的价值诉求。
   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是一个游离于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特殊阶
   层。他们可以居于庙堂之上,立于帝王之側;也可以躬耕于田垅之
   中,混迹于市井之列。但他们总也无法成为独立的社会阶层。居于庙
   堂之上,立于帝王之側时,他们虽是统治意志的组成部分,却总是处
   于客卿的地位,做不了主人;躬耕于田垅之中,混迹于市井之列,他
   们虽是民意的组成与代表,却总与民众保持着距离。在帝王眼中,他
   们是社会统治的帮手,是统治的工具;在民众眼中,他们是智慧的象
   征,是社会安定和睦的引领者;而知识分子自己总是自视甚高,自命
   不凡,总是以他们的满腹经纶、满腔诗书礼仪来经世济国、搏取功
   名,总是以天下为己任,以圣贤之道、天命所归来教化世人,换取生
   前生后名。因而,他们总是能获得社会的尊敬与敬仰,总是能获得优
   于社会大众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总是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在几千年的
   历史传承中,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些情怀和地位已深深地印刻在我们这
   个民族的骨髓之中,成为民族精神的引领性力量。
   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些情怀和地位,在20世纪五、六、七十年代却遭到
   了毁灭性的打击,要么与工人、农民相结合,成为工人和农民;要么
   就成为社会政治的敌人,被社会政治所毁灭。那种游离于统治与被统
   治之间的自在状况被彻底粉碎了,知识分子再也不能居于庙堂之上、
   立于帝王之側;也不能自由地躬耕于田垅之中;社会统治不再需要他
   们的帮手,他们失去了智慧象征和社会引领者的身分和地位,也失去
   了优于社会大众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成为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臭
   老九,成为了生存条件和环境最低劣的族类。这次打压,使中国知识
   分子在近30年的时间中,彻底地没有了脾气。他们只有忍气吞声、逆
   来顺受、夹起尾巴做人。如果说在他们的心中还有所企盼,还有所梦
   想、还在忧国忧民的话,那么他们的所有梦想和企盼就是别让他们干
   工人农民们的活计,让他们干工人和农民们所不在行的读书人的专业
   活计──这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们的最大梦想。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知识分子们的这个最大梦想得到了满
   足:虽然他们仍然是工人农民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却不再是敌人,并
   获得了干专业技术工作的机会;原来被定为敌人的得到了平反,被整
   死了的得到了昭雪,做了工人和农民的,又回到了原先的岗位。他们
   满心欢喜,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经世济国的情怀又开始回荡在他们的
   心中。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下,他们鼓足干劲,一心要把失去的
   时间夺回来。在这个时代,整个社会似乎又回到了崇尚智慧、尊重知
   识的传统中来。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知
   识、人才、科学技术以及工作重心转移、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
   起来等等成为了社会主流。在知识分子们看来,整个社会都在为他们
   搭台,他们又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又成为了社会的主导,又成为了社
   会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心花怒放,感激之情益于言表。在1984年的国
   庆游行中,电视记者所捕捉到的那几个青年自发打出的横幅,就完全
   表达了他们那时的心情。那个镜头,全中国人看到了,全世界关注中
   国的人也都看到了。可以说那个时候是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感觉达到良
   好顶峰的时刻,也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人气指数达到顶峰的时刻,
   以致他的政治反对者们都不敢公然反对他。
   但是,随着中国社会变革的持续进行,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很快就发
   现,在尊重知识、尊重知知识分子、尊重人才的背后,他们并没有得
   到真实的尊重,社会变革所搭建的舞台并不是为他们搭建的,他们也
   仅只是这个舞台的搭建者之一,他们不仅不能,而且不可能成为社会
   的主导,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中坚,当然也不可能成为既得利益者。首
   先在政治方面,他们不仅不可能主导社会,不仅不可能参与社会变革
   的方针路线等的制定与决策,而且连发言权都没有,学说思想上的禁
   区并没有减少,他们希望为国家民族的发展进步而奋斗的理想并不能
   落到实处,他们所能干的就是与工人农民一道在统治权力的指挥下、
   为统治利益去搭建这个舞台,政治上和思想意识上的垄断阻碍了他们
   实现自我价值和人生理想的可能;其次在经济方面,他们并没有获得
   优于社会大众的经济生活,他们所获得的薪酬并不比工人或职员多,
   他们并不是那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所谓“造原子弹的不如卖盐茶蛋
   的”。有一幅漫画叫《老师的困惑》,说一位老师教了两个学生,一
   个考零分,一个考一百分,那个考一百分的后来做了知识分子,却穷
   困聊倒,那个考零分的后来却做了老板,拥有别墅、轿车,这种价值
   观的倒置使知识分子们无法忍受;再次在社会生存环境方面,知识分
   子们仍然处于与工人农民相同的社会等级之上,他们的知识和技术不
   过是被无偿利用的资源,对资源的提供者并无任何的实际补偿,他们
   不过是那些类知识分子的垫脚石而已,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奋斗、他
   们的情怀都被那些以知识分子面目掩饰的类知识分子的官僚们所占
   据,这个社会的主导者、既得利益者、中坚力量不过就是这些类知识
   分子。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说
   是得势不得分,因而在知识分子中普遍漫延起了不满情绪。在其后的
   几年中,在各个大学校园,在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不满的情绪和言
   论在此起彼伏地发生和传递着。因此在80年代的中后期,在中国的各
   个城市,都此起彼伏地发生过以知识分子为主导的局部学生运动,虽
   然这些运动是以中日历史遗留的民族矛盾为口号,但其所表达的实质
   问题却是知识分子对社会变革的参与和主导的价值诉求。
   89年的学生运动,开始时与之前的局部性学生运动并没有根本的不
   同,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与反对官倒所表达的、都是知识分子要求参
   与并主导社会变革的价值诉求,但是89年的运动最终却酿成了全国性
   的知识分子走向社会政治前沿的运动,这中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那就是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在踢开华国峰之后,废弃毛时代的
   统治观念和统治方式是中共高层比较一致的共识,对改革基本上是一
   致赞成,但是对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以及改革的方针和路线却不一致,
   也就是说,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并不被中共高层完全接受,也
   就是说,邓小平有政治反对派,而且这个反对派的力量也十分强大,
   只是反对派反对的理由并不充足。局部的学生运动为这些反对派提供
   了反对邓的充足理由,87年胡耀邦辞职,就是邓弃车保帅,这个帅并
   不是邓自已,而是邓所推行的改革开放的方针路线。89年的运动,同
   样为反对派提供了充足的理由,6月4日的镇压行动,同样是弃车保
   帅,这次所弃的车是邓小平自己,所保的帅依然是他的方针路线。由
   于赵紫阳拒绝承担责任,并拒绝反对派镇压学生的决定,因而邓小平
   只能自己来承担责任,这样邓小平就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放弃他的方
   针路线,向反对派缴械投降,以保住一世英名;要么舍弃自己,镇压
   学生,以保住改革开放的方针路线,邓小平在他的反对派的帮助下,
   选择了后者。因而一般性的学生运动就在当局的这种推诿、攻讦、犹
   豫、出卖和背叛中、在旷日持久的对峙中演化为全国性的知识分子走
   向社会政治前沿的运动,其标志就是十所大学的校长致信中共中央和
   一些知名教授走向运动的前沿。
   但是邓小平并没有能够保住他的帅,也就是说,对知识分子的武装镇
   压和杀戮使人类文明蒙羞,因而遭到了全世界的讨伐和制裁,因而邓
   小平不得不放弃他的方针路线,以联合他的反对派共同来应对这些讨
   伐和制裁,这就为反对派反攻和清算他的方针路线提供了机会,邓小
   平只能保持低调而任由反对派反攻和清算,他所能做的就是等待时
   机,东山在起。时机很快就来了,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勾起了西方世
   界对希特勒入侵奥地利的记忆,这是对世界安全的严重威胁,老布什
   需要得到联合国的授权以进行武装干涉,中共就充分利用中国在安理
   会的否决权与西方世界讨价还价,从而使西方世界逐步取消了对中共
   的讨伐和制裁。外部环境的改善使邓小平与其反对派的联盟消解,邓
   小平不惜承担屠杀学生、屠杀知识分子的千古骂名,其所要坚持的不
   外就是两个方面,一是要保持住党对中国的绝对统治;二是要保持住
   他的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他借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的方法,搞了一个“南巡讲话”,并以他在军队和政府以及政法部门
   的影响力来动员军队、政府以及政法部门为他的改革开放保驾护航,
   从而击退了他的反对派的反攻倒算,将摇摆不定的类知识分子拉到了
   他的旗下。所以说萨达姆是邓小平的上帝,也是中共政权的上帝。
   但是,邓小平毕竟老了,在胡耀邦、赵紫阳垮台后,他再也找不到一
   个在他死后能够与反对派对抗、继承他的衣钵的人,同时他也清楚地
   看到,把他的衣钵寄托在一个或一些人身上是靠不住的,他必须建立
   一个制度,使他的方针政策在他之后依托于这个制度而不能逆转,由
   于反对派的力量十分强大,仅凭他的力量无法建立这个制度,因而他
   必须借助外力,这个外力就是日臻成熟和完善的国际秩序,他希图以
   国际秩序来对抗他的反对派,使他的方针政策在他之后能够保持下
   来,这个国际秩序就是“关贸总协定”和后来的WTO。中国“复
   关”和“入世”的艰难就是承载着这样的重负、在西方列强的步步逼
   迫和国内反对派的阻碍、漫骂和犹豫中进行的。中国的“复关”工作
   从1986底年就开始了,但在前六年中,它只是中国政府的一项一般性
   工作,投入的力量并不大,媒体也从未进行过报到,民众并不知到有
   这回事。但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复关”被提到了政府工作
   的首要位置,成为国内大小媒体出现频率最高的话题,1993年国内媒
   体狂吹:年底就可“复关”,明年进口商品的价格就可望大幅下降。
   邓小平就是以此来鼓动国民对“复关”的热情和支持,并以此来对抗
   反对派的反对和阻碍。
   但是,“复关”充满了艰辛。西方列强虽然为了惩治萨达姆而需要中
   国在安理会的配合而放弃了对中共的制裁,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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