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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伯钧的幻觉与毛泽东的阴谋
来源：观察
1949年前，民主党派代表中国政治的第三力量，曾经在国共争霸的政治舞台大显身手。这些知识界名流们大都左倾，加之蒋介石对民主党派的打压和毛泽东统一战线策略的成功，遂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倒向中共，在抗日战争后的国共争霸中，为毛泽东登上天安门立下汗马功劳。然而，毛泽东入主中南海后，很快撕毁联合政府的承诺，民主党派不仅被迫进行有辱尊严的思想改造，而且越来越变成“政治装饰品”，即便身居高位，也是有职无权。到了1956年－1957年春夏，毛认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迫切需要知识界的帮助来完成他的经济飞跃。与此同时，鉴于国际共产运动的震荡和国内不满情绪的高涨，毛开始号召社会各界帮助中共整风，特别要听取社会名流集中的各民主党派的意见。
为了让社会名流们掏心窝子，不仅由统战部出面连续召开几十次座谈会，毛还专门派人叩开某些名流的家门，上门征求意见。这些社会名流们，大都在1949年前帮助中共夺取政权，而在1949年后逐步边缘化。所以，他们对毛泽东的言行背离、根本不兑现1949年分享权力的承诺颇有怨气，经历镇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批《武训传》，批陶行知，批梁漱溟，批胡适，批俞平伯，特别是反胡风运动及大规模的肃反运动，红色恐怖笼罩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使他们的怨气积累成烈火干柴，一点就燃。戏剧性的是，这把火还是毛泽东亲手点的，不能不让名流们产生“从头收拾山河”的幻觉，积极投身到这场为民主党派争权的鸣放中。章诒和女士的父亲章伯钧在鸣放中的表现，就是名流们把“幻觉”当真的典型代表。
据章诒和《顺长江，水流残月》（以下简称《顺长江》，香港牛津出版社2007年9月版）回忆，她的父亲早就说过“毛泽东是个大流氓”。然而，章伯均既然对毛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为什么还能产生幻觉呢？幻觉来自当时的国内外大事变。
1956年1月中共召开大型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作报告，坦言中共低估了知识分子的巨大进步和重要作用，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今后要重用，要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1月20日，毛泽东在会议闭幕式上发表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文化，同党内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3月初，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在中国翻译印发，引发民主党派和知识界的热议，对斯大林模式一向反感的章伯钧尤为感慨，他对友人说：“你们看，苏联一定要变，中国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顺长江》P9）4月25日，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重点解决经济发展及结构的不平衡问题，增加民生产品的比重。28日，毛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与此同时，出版界和文艺界的诸多禁令被取消，《光明日报》和《文汇报》重新交换给民主党派。也就是说，毛为了避免苏东式危机，更为了争夺斯大林事后的国际共运的领导权，向社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人们发泄淤积的不满；向民主党派伸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橄榄枝，以收买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忠诚。
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高官的这一系列姿态，引发出党内外的完全相反的反应，可以说是党外一片叫好，而党内一片疑虑和反对。听了毛的系列讲话，章伯钧等党外名流和知识分子进入罕见的兴奋状态，他在心里认定老毛陷于进退失据的危机中，民主党派大显身手的时刻到了。其他知名人士如罗隆基、储安平、徐铸成、傅雷、冯友兰等，也是一片叫好声。为此，费孝通还专门写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然而，这些党外人士没有意识到党内对毛的系列讲话的强烈负面反应，从刘少奇到基层支部书记，统统对毛的讲话持有保留、疑虑、甚至反对的态度。
为了排除党内的疑虑和反对，毛专门召开一系列高层会议和发出一系列指示推动整风运动，严厉批评《人民日报》对宣传双百方针不积极。他还前往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等地进行动员，强调反对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紧迫性，强调要改变党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消除知识分子的魂魄不安。他大肆宣讲“放”的好处，只有“放开”了，才能让知识分子重新靠近中共。他说，党内党外隔一层”、“沟太深”，应该“把沟填起来”。填沟的办法是加强与党外人士的沟通，让他们向党说真话，以消除“党内一套，党外一套”的隔膜。他说：让民主党派进步，首先党要进步，整风是争取主动，只会增加党的威信；让党外人士批评党的缺点，是为了巩固党的领导，扩大民主是为了加强民主集中制。毛还强调要正确对待各地的闹事，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看作正常现象，不能碰到闹事和错误言论，就拿“破坏党的领导”当挡箭牌。
再看章伯钧在这段时间的作为。从1956年7月5日到1957年6月8日中共发出反右通知的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章伯钧一直处在亢奋的状态中，他甚至说：“我不怕出丑，也不怕犯错误。”他多次组织民主党派开会，在会议上和报刊上频频发言，提出“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和“思想民主”。他接过毛泽东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统战口号，要求把政协办成建议、监督和审核机构，具有法律明确规定的监督权和否决权，也就是把现在的人大和政协改造成西方式的众议院和参议院，在权力架构上实行有法律保障的“两院制”。
1956年9月中共召开八大，章伯钧西装革履地出席，会后，他居然产生了这样的幻觉：中共开始了由“改造别人”向“自我改造”的真正转变。紧接着，东殴爆发“波匈事件”，中国各地也出现工潮、农潮、学潮、商潮，章伯钧认为，共产党正在受到巨大的挑战，这挑战恰恰为民主党派提供了空前的机遇，可以再次成为最大在野势力。他私下对罗隆基说：“现在我们民主党派大有可为，可以大做特做。”（P12）所以，民主党派的聚会极为频繁，大会、小会、私人会不断，纵论国事，抨击时政，指点江山。章诒和女士写道：“那段时间，父亲在家请客像开流水席一般，大家高谈阔论，以父亲说话的声音最高，毫无顾忌地指责共产党。而说到闹事，他的表情真的有点幸灾乐祸呢。”（《顺长江》P19）但他们不知道，这些情况早已被线人报告毛泽东。
进入1957年，章伯钧参加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在这次会上，毛泽东首先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张，继而又在3月1日的总结发言中正式要求社会各界帮助中共整风。章诒和描述到，参加3月1日会议前,“父亲那日身体欠佳，本想不去，后民盟中央来电话，说是毛泽东主席要讲话，父亲马上更衣，钻进‘吉姆’车，直奔会场。”毛的讲话仿佛灵丹妙药，让身体欠佳的章伯钧顿时精神振奋，“会议结束，父亲回到家中，见他气色极好。不是中午还觉得‘身体不适’吗？气色好原来是听报告听好的。”
正是在这种“好气色”中，章伯钧高度肯定毛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认为这个讲话“是政治的，也是哲学的，虽是矛盾论的延续，但有其创造性。”章伯钧的发言也越来越大胆，远远超出“吐苦水”、发牢骚。他批判斯大林主义、主张少讲马列主义，否定中国历史上大开杀戒的革命；他批评镇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和合作化，批评中共看不起民主党派，指责现政权在就业、上学、提升、出国等待遇上优待党员而歧视非党员；他肯定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提倡欧美式民主，大力张扬民主党派的优越性，主张多党政治，主张民主党派与中共平起平坐。更重要的是，他还痛感执政党的一千万党员和八个民主党派的九万成员的巨大反差，反复强调借帮党整风的时机大力发展民主党派。要求民主党派打破界别界限、大力发展自己的党员，每个民主党派可以发展几十万人，加在一起起码要发展一、二百万党员。
更令章伯钧兴奋的是，毛泽东在4月30日的最高国务会上再次发表讲话，着重提到“民主党派有职有权”、“教授治校”、“共产党有术无学”等问题。讲话期间，毛还笑眯眯地问坐在台下的马寅初和许德珩：“马校长，许部长，你们是否有职有权？”不等两位名流回答，毛就自问自答说：“我看没有好多权。”“自然在民主人士还是早春天气，还有些寒气，以后应该作到有职有权，逐步解决这个问题。”接着毛让民主党派研究一下高校的领导问题，搞出一个方案，他还建议首先撤销学校的党委制，请邓小平召集民盟、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商谈如何治校的问题。5月4日毛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章伯钧认为毛这次讲话是“治病治到根儿，说话说到点儿”。他那股意气风发、大干快上的劲头，根本不像一位在政治中摸爬滚打几十年的政治家，倒像是初出茅庐的愣头青。用章诒和的话来说，“五月五日父亲决定以风的速度”在民盟中央座谈会上传达毛的这个讲话。
令人拍案叫绝的是，章诒和这样描述当时毛泽东的状态和父亲章伯钧的状态：“毛泽东从3月中旬到4月上旬，八方游说，四处煽风，搞思想发动。与此同时，父亲为了配合中共整风，更为了民主党派自身，他从3月中旬到5月，也是八方游说，四处煽风，搞思想发动，搞组织发展。”很快就将变成仇寇的毛与章，现在都处在亢奋状态，真可谓精神百倍、全面出击。在此期间，章伯钧和罗隆基先后主持和参加的各类帮党整风的会议高达29次，沈钧儒、黄炎培、李济深、张治中、程潜、龙云、史良、邵子力、陈铭枢、许德珩、章乃器、费孝通、陈叔通、章士钊、马寅初、曾昭抡、钱端升、胡俞之、黄绍竑、钱学森、钱伟长、华罗庚、千家驹、童弟周、黄药眠、陶大镛、钟敬文、白寿彝、陆宗达、吴景超、邓初民、闻家驷、萨空了、闵刚侯、叶笃义……民主党派中的几乎所有社会名流全部参与其中，章伯钧在各次会议上的发言最积极，也赢得与会者最多的掌声。
谁也想不到，毛泽东在十天后突然转向，5月15日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给中共高层传阅。吊诡的是，这篇毛文在党内传阅时，并没有署名毛泽东，也没有采取中共中央文件的规格，说明毛并不想打草惊蛇，也不想立刻发动公开反击，而是采取引蛇出洞的阴招。他指示各级党组织强力动员民主党派继续帮党整风，统战部多次出面组织党外人士帮党整风。他敦促党报发社论和评论鼓励鸣放，放开报道鸣放的活动和言论。
如果说，在毛转变态度之前的号召鸣放，还并不是明确的“引蛇出洞”，但在5月中旬毛已经决定开展反右运动后，他用隐瞒的方式让党外人士继续鸣放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就是明确的“引蛇出洞”，为的是发动更有力的“后发制人”打击。“引蛇出洞”阴谋下的整风运动，通常被称为第二阶段鸣放，而这个阶段的鸣放，从北京到各地都上了一个台阶，情绪更高，范围更广，言论更尖锐，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少数右派和反动分子一时间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他们“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联，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整风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摸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联盟造起来的。”（沈志华《从波匈事件到反右派运动》，见《五十年无祭而祭》，以下简称《无祭》。香港星克尔2007年9月版P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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