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原重庆市委书记汪洋调任广东省委书记之后，高调鼓吹“解放思想”，这可以看作北京的意图，汪洋做了一次吹鼓手。广东媒体闻风而动，这个“话题”继而被全国媒体热捧，但异地官方和民间对此都很冷漠。在北京两会期间，反而被搁置起来,两会的政府大部门合并和太子党新面孔，没有多少新意。“解放思想”论调遭遇冷热处理，试探踌躇，这很符合官场一贯的逻辑。这是官方有计划有用心向民间抛出的馅饼，其目的是在谨慎转移30年改革开放已经陷入僵局的注意力——累积在体制内既得利益者的僵化腐败和来自民间分享改革成果诉求的尖锐冲突。历史上中共几次三番制造“解放思想”的兴奋点，其用意不是为了从根本制度上实施社会转型，而是往天空又竖起了一把梯子，让信以为真的人往上爬，他们好站在地面扶着天梯等着收尸，继续扮演“伟光正”角色。

   不久前结束的官方十七大重新确立、稳固了权力核心， 再次提出“解放思想”口号，可将其理解为新的权欲冲动，但并未走出邓小平在南方划圈的“春天的故事”的窠臼。屡屡试探，了无新意，无法激发蒙骗公众，释放的只是“口惠而实不至”的权谋而已。不能否认历任中共领导者都是从权力底层爬升上来的政治精英，他们难道不明白中国社会的症结在哪里？当然很清楚，只是不愿意放弃权力而已。他们拥有权力，却不推进中国民主化，造福国家和人民。政客尚懂得左右逢源、取悦平衡各方利益集团，他们只能算是权力掮客，为权鞠躬尽瘁、为利死而后已。可供参考的一个例子是：同样标榜社会主义的越共，效仿中共“老大哥”实行经改，近年民间组党渐趋活跃，去年其它党派开始进入国会分享并制衡政府权力，而不似中国的花瓶民主党派。越南的改革已从经济领域深入政治制度层面，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突破了制度瓶颈，为苟存的社会主义制度解了套，他们终于闹明白权力来自人民，权为民所用的简单公理。

   这轮“解放思想”，官方再次选择广东作为操作平台，既有广东的人文背景，也是“执政党”的迫切现实需要，但是遭遇社会普遍的冷漠甚至质疑，最终走向流产则是必然的。广东古有开放风气，虽然是在鸦片战争就被枪炮打开门户，皆在于广东得天独厚的河流文明，以及广东人遍及全球的侨民文化。河流是古今城邦文明的起始，在提供居民生存的保障之外，更重要的是搭起了国际贸易的桥梁。不管文明是紧随战争被强制推介，还是被不平等贸易逐渐陶冶成长的，工业文明以不可阻挡之势经由珠江口，向中国内陆腹地蔓延扩展，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中国最早的门户开放，被动地落足广州，而不是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在于广州处于中国大陆南端的优越地理位置，便利欧洲殖民者以军事占领姿态最近最快进入中国内陆。码头和侨民，是广东保持与世界文明接触的两个触角。如果说中国还有近、现代社会文明的话，今天的香港和澳门算得上是旁依广东仅有的两个文明遗迹。

   中共把改革开放试验田选做广东，是在享用殖民地文化的红利，并未有丝毫造血功能的创新。

   今年是中共改革开放30周年，无论是当局还是海内外各政经利益集团纷纷进行盘点。我们不否认30年时间带给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把城市与乡村、权势者与弱势群体作为细化样本，就会发现30年改革成果都流向前者。占人口少数的城市人口和权势者，几乎瓜分了改革成果的绝大部分，而占居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和城市弱势人群，沦落为被歧视和盘剥的对象，这可以户籍制度、迁徙自由、教育、就业、文化和福利等作为标本。如果再联系到去年政府财政收入高达5万亿人民币，政府惯于把纳税人的钱挥霍在公款吃喝、旅游和出国方面，每年高达6、7千万亿人民币，却极少用做社会公共产品和福利。藏富于党、藏富于权贵而不是藏富于民，这是对30年改革的一个基本结论。那么，经济改革的意义何在？

   改革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重要的是制度创新和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建立；对于一个个体，无非是物质丰富与精神自由。二者互相支撑。自由，是一切创造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中国现实政治权力语境下，党政国一体——国家等同于政府，政府等同于中共，中共等同于国家，循环往复。党政国一体不仅体现在行政、司法、立法和军队权力的垄断方面，还体现在对财产的占有上，即党产和政府财产、国产混同。此外，“执政党”是民主制度的产物，“执政党”诞生的前提是在民选基础上的两党或多党轮替执政，执政党和在野党是由选票多少来决定的。中共不是依靠全民选举获得执政权，而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国或者准确地说中共，仍然未脱专制极权的本色，它的权力合法性来源并未靠所谓的改革开放获得解决。因此，“执政党中共”就是一个伪概念。

   人们之所以对改革开放30年寄予巨大预期，是有国际参照和标准的。韩国、菲律宾、泰国、台湾等许多东方国家由威权政治成功转型为民主制度，都是以经济起飞30年左右作为时间基准的。固然，经济硬实力对于国家和个人都很重要，但是，如果把30年改革开放当作中共对文革前近30年对政治、经济、文化摧残而危及政权统治迫不得已的矫正和转化，并取得一定成果，那么，中国30年改革开放，在普世价值观和人民自由度等软实力方面，并未有丝毫进步，反而在倒退。改革开放或者文艺复兴，终究需要解放的是人，赋予人以自由。只有人性的自由和解放，并在多党制的民主宪政保障下，才能更好地创造人类文明。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后果，一开始没人能预见到。在不算短暂的30年时空维度，中共只站在2000年专制文化的基点上虚幻地仰望星空，而不愿意跨越海洋打量和学习人类几千年文明汇集而成的宪政民主制度，甚至是在故意抵制这种文明制度。据此判断，30年改革开放是失败的、跛足的。这是由专制制度本性决定的，某种程度上中国人也参与其中，这是中国人未能摆脱几千年专制制度毒害的原罪。

   社会改革或者说制度转型，从国际成功经验来看，是有硬指标的，一个是经济层面的，另一个是制度层面的。经济层面在上面已做出分析，那么，我们将制度层面改革归结为民权复位，这同等重要。但是，站在今天回望30年改革，如果说赋予社会财富总体进步（不是总体富裕）之外，民权并没有随同民生进步而增长，民众根本的权利没有得到同步改善，比如受教育权、医疗权、迁徙权、言论自由权、选举与被选举权。

   任何国家的社会改革都是趋向于文明的，但是并不必然带给社会全面进步，只是圉于权力的恐怖控驭，而将巨大的社会隐患隐藏起来，中国改革就是这样的改革。我们再来观察中国30年改革，权力仍向民间紧闭，官府对民间盘剥，城市对农村掠夺，这样的改革不是建立在权利平等和机会均等基础上，注定要埋下定时炸弹，蕴藏高风险和不确定性。而作为中共改革的一代代执政者、权势者以及他们的子嗣，他们都能够荣华富贵、功成而退，却将改革不彻底积聚的炸弹遗产留给了国家和人民。苏共70年暴政，留给前苏联和人民的遗产就是：国家分裂、经济崩溃、社会全面倒退。普京以及候任新政府是拥抱独裁还是走向俄罗斯的初步民主化，尚需时日观察。对于一个大国，独裁专制期限越长，其遗留的炸弹就越庞大，社会改革遭遇的阻力就会越强劲，俄罗斯就是一个显例。韩国和台湾的末世独裁者顺应世界民主潮流，成功完成国家的制度转型。他们都做出了多党制、言论自由、法制和选举制度等像样的制度安排。中国的跛足改革将社会转型严重异化和扭曲，并正在错失制度转型的最好时机，这不仅让中国的有识之士充满担忧，也让世界力量对中国未来抱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迟早要选择民主宪政制度。而民主社会特有的宽容性和理性，也让历任独裁者不害怕对他们及其子嗣的清算。如果说民主制度诞生前的独裁者还胆敢喊出“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那么今天独裁者的底气则来自“我死后不怕清算！”这让他们丧失改革的持续动力，只图谋在位在世时制造暴力强势下的所谓社会和谐和稳定。这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陷入僵局的根本原因。

   思想属于言论范畴，思想如若不能通过公开出版和新闻媒体传播也就不成为思想。从这个角度诠释，解放思想等同于言论自由，但吊诡的是，一方面中共宪法保护言论自由，另一方面中共却因言治罪，根本原因就在于宪法被虚置，中共凌驾于宪法之上，实行党天下统治。“解放思想”的前提是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必须建立在多党制基础上，这样权力才能被分散并受到强有力制衡。中共一党独大却妄谈“思想解放”等于是一句空话，是中共抛给公众带毒的饵料。现时官方提出“解放思想”，可以看作强势政治压制下，呈现的社会虚假和谐和脆弱稳定基础上对旧制度的修复和打补丁，不能当真。

   中国统治者历来对民间社会实行严酷打压政策，防民甚于防川。这让中国一直未能成长起与当政者博弈叫板的民间社会核心力量，民间力量涵盖独立于官方的社团、媒体、组织以及民间异见领袖，它们不能合法渗透进入政府行政、司法、军队等政权体系，为自己的利益展开谈判，资格完全被威权政府剥夺。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基因，注定中国的民主化过程要漫长曲折许多。对于专制极权制度的邪恶性，不需要再论述、声讨；同理，对于民主宪政制度，也不需要再空谈、画饼充饥。重要的是行动，通过具体的维权行动消解极权专制制度。

   2007年3月18日

   《人与人权》2008年4月号

此文于2008年04月05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