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祖笙：以言治罪将把国家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廖祖笙

　　我们首先来看为何在某些国家或朝代里，会有以言治罪的存在？究其根源，我认为不外是两种：一.掌权者认为某人言论对其利益、形象、权力根基造成已然或潜在伤害，为避免“伤情”加重，于是以言治罪，借以达到令对方“闭嘴”并“杀鸡儆猴”之目的；二.秀才与兵痞论理，秀才试图以真理折服人心，兵痞试图以声高压服人心，兵痞渐处下风，于是恼羞成怒，抡起“治罪”的枪托与对方“论理”。

　　上述的前一种状况属于自觉遭受伤害型，可能自我感觉遭受了某种语言暴力，于是以治罪的方式，给对方施以自认为正确或必要的惩罚，换言之，也就是通过把对方打入牢笼或实施别种迫害之类的行为暴力，来平息原本属于语言层面的纷争，以便让自己占据“胜利”和“道德”的制高点。行为暴力带给世人的伤害远胜于语言暴力，这当属黄口小儿也识得之常识。言者停留在语言层面的行为既无法用秤杆称，也无法用尺子量。“言”构成的伤害虚无缥缈，“罪”构成的伤害真实具体。比如胡佳，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便意味着这三年半的时间里，不但胡佳本人失去了自由，他的家人也将经受三年半的煎熬。不过是写了几篇文章而已，一个家庭就此凄风苦雨！

　　后一种状况属于胳膊粗大型。秀才要与兵痞论理，兵痞压根就没准备与你论理，人家比的不是谁的理由更充分，更经得起世人、历史和良知的检阅，而是比谁的胳膊更粗，谁的枪杆更硬。秀才幻想兵痞也是可以被教化的，兵痞幻想秀才同样能被蛮力征服，“鸡同鸭讲”，南辕北辙，兵痞失去耐心和矜持，单方面抛开论理的基本规则。秀才找错了论理的对象，于是遭罪难免。

　　以言治罪不论属于何种情形，均呈现蛮横、虚弱、耍赖、不讲道理、小题大做、缺乏胸怀等固有印记，且难逃迫害嫌疑。加之以言治罪是以国家权力和“法制”的面目出现的，这就难免让国家权力和法制建设的脸面显得不太好看。真理和谬论的区别在于真理具有普世价值，能够深入人心赢得人心，而谬论纵使反复播放，在人们的思想体系内也将被自然淘汰。在现代社会里，以言治罪纯属多余，君不见在民主国家，公民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国家权力尊重人们的自我选择和判断。

　　以言治罪的别称是禁止发言。以言治罪是一种抢夺麦克风的行为，是一种害怕人说话的行为，是一种间接承认对方所说的是真理并肯定对方影响力的行为，也是一种不被文明世界所接受的野蛮行为。在封建社会里，文字狱大行其道；在民主国家里，文字狱绝无市场。文字狱繁衍的土壤专制元素居多，民主元素缺稀。一个国家是否还在以言治罪，是这个国家正在走向文明或蛮荒的重要分野。

　　“没有任何人能威胁一个国家，除非所有人都是他的同谋”（爱德华·R·穆诺语）。然而，我们却惊讶地看到，公权近年正不断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样一顶大帽子甩得满天飞。我认为这是公权力对公民不够信任的一种表现，也高估了“言”的影响力和破坏力。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中国公民是爱国的，并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之心，有些男女之所以爱说话，无非是希望国家更加完善和强大。不分青红皂白以言治罪，极易对民间的爱国情怀造成潜在的伤害和蹂躏。

　　胡佳主张基本人权，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杨春林主张“要人权不要奥运”，同样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某天哪位公民朝天打了一个喷嚏，是否也会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人权≠国家政权，人权和国家政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张冠李戴，显系偷换概念。我们的国家政权到底是什么？难道国人哪怕被欺凌、被掠夺、被杀戮、被奴役，也唯唯诺诺，决不主张自己的权利，就是在维护国家政权？胡适先生说过：“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以言治罪到如此泛滥的地步，适得其反，动摇的是人们对法制和国家权力的信任。

　　廖沫沙挽邓拓诗有云：“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环视古今中外，我就没有看到哪个国家的政权是被“言”给“煽动颠覆”了的。杯弓蛇影以言治罪，是作孽，更是笑柄。“昔时赢政试图用焚书的手段来愚化民众，岂料权力根基反而被自我毁坏，并落得千古骂名。对言者如临大敌，何其荒唐可笑！看看当年焚书坑儒的结果——‘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元来不读书’。覆灭强秦的项羽、刘邦等人，并不属于‘讥议朝政、蛊惑民心’的读书人之列啊！”（见《廖祖笙：黑恶势力＝国家政权？》）

　　当有形和无形的以言治罪若荒草一般蔓生时，国家将被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便也不再是危言耸听。在社会大转型时期，随着贫富差距的无限拉大，以及法制建设和民主建设的步伐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各种社会矛盾显得日趋尖锐化和公开化，这之间亟需有一个缓冲地带以及公共对话平台，也需要有一个舒缓社会情绪的出口，应给人们以各抒己见甚至是“骂爹骂娘”的权利和自由。而以言治罪，却破坏了这种社会缓冲，给整个社会造成了随时可能喷薄而出的高压。

　　各种社会问题需要得到有效解决，也需要多方面的社会观察窗口，并集思广益，给社会成员以足够宽松的为社会建言的平台。总靠了管理层盲人摸象，大而化之出台某些政策，不可能解决得了所有的社会问题吧？而以言治罪，给公众带来的是“引以为戒”的心理暗示，是在人为制造战战兢兢，这在一定程度上便也拒绝了群策群力，使某些社会问题更加解决无望。国家这艘大船航行在时代变革的大海上，多一个观察员总比少一个观察员要好。当国家的这艘大船快要触礁时，也无人及时指出，那么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便也不言而喻。

　　国人在遭受了巨大的不公或创伤时，能够以言说的方式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至少说明国人的素质如今有所提高，对国家和社会有所期待，这是一种保持克制和文明表达诉求的体现。而以言治罪，究其实质乃行为暴力，一方面自我堵塞了官民和解的通道，一方面也在向公众进行行为暴力的示范，构成潜在的“谁的胳膊粗，谁就掌握着绝对真理，谁就可以为所欲为”的心理灌输，从而导致公众对社会改良产生幻灭，进而崇尚暴力甚而选择暴力。如此，必给社会埋下巨大隐患，当隐患达到极限时，轮回就会出现，流血不会停止！这种结果，是官方和民间所想要的吗？

　　在这里，我还是要重复我在《中国乱象源自政体“四不像”》讲过的那段话——

　　总拿“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大帽子吓人，不会让中国走向复兴，相反只会让中国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振兴中华，人人有责，国家权力倘使懂得集思广益，首先就须尊重人权，决不肯轻易去伤害任何一颗赤子之心！世上从来就不存在尽善尽美的政体，一个胸襟宽阔并懂得自我完善的政体，不会自毁名节以言治罪，不会自甘堕落到连“文景之治”也不如，它会自觉从善意的批评中吸取有益的养分，使一个政体更加贴近于人民。“真理之川从他的错误之沟渠中流过”（泰戈尔《飞鸟集》），一个成熟的政体，是能够勇于面对错误，并及时修正错误的。冷眼旁观眼前的某些乱象，恕我直言：迫害赤子，不仁不智，无益，当止！

　　　　　　　　2008-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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