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怪，我好像命中注定是搞研究的料，虽然从小背负不孝不忠的罪名，为宗族势力和中共当局所封杀。由此，吃尽了集体集体欺诈的苦头，我从没有机会获得科研支持、获得成果认证，也没有机会开办自己的创新科研公司，但是，这种对研究的热爱、专注、痴迷却让我孤独中享尽唯我独有的乐趣。这是那些因为我刚烈脾气而要置我于死地的人不愿意看到的，除了拼命的丑化、歪曲、诋毁，他们根本无法面对一个具有如此丰富内心世界的人。
   
   而让罪恶者感到震惊的是，我非医生，却做到了许多医生无法做到的事情。去年父亲在医院生命垂危，医生绝望中推托责任，被急忙赶去的我一个提醒挽救过来。那宋医生也许终身难忘我的那句“赶快推注甘露醇！”；1994年，一岁多的女儿得了伤寒，医院医生把她重感冒治疗，输液十多天不见起色，我放弃治疗，在药店买了两片已不常用的黄胺药，吃了一片，女儿浑身是汗，第二天再吃一片，好了；1999年，一个满脸痤疮疤痕的女人从武汉回来，说外国医生认为她的脸要治好必须换皮，开口二十万。她绝望中找到我，问我这疤痕还有办法治疗吗？我收她两百块钱，给了她一个疗程的药，十天后，人变了个样。当然，面对种种铁的事实，中共狗官除了背后感叹我“似有神助、得天启！”之外，就是造谣诋毁，从我二十岁开始，历尽各种侮辱人格的罪恶手段，这些集体软暴力，又如何消灭我生存的勇气？在这罪恶的人类之外，我还有我的兴趣、我的爱好以及我终生不变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