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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资格要求奥运与政治脱钩
“历史告诉我们，奥林匹克运动中始终存在着政治，不可能没有政治！”
——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
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临近，西方主流社会愈发开始向中国政府发难和施压。中国政府认为西方主流社会此举意在使奥运与政治挂钩，从而对中国政府施加影响。于是，中国政府开动其全部宣传机器，对西方发起全面反攻。中国政府的“脱钩”舆论攻势能否奏效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一攻势反将长久以来一直备受质疑、争议和诟病的中国体育政治化问题再度引入舆论的视界。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政治化国家
众所周知，中国才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政治化国家，体育政治化是中国现政府的伴生物，也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必然产物。中国政府将体育政治化，一来可以通过体育跻身国际主流社会，并获取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更多话语权，二来可以通过体育来振奋民族精神、提升国民身体素质，摆脱“东亚病夫”的国家和民族形象，从而改变世界，特别西方世界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一贯看法。
的确，体育本来是与政治无关。现代体育脱胎于原始民间游戏，游戏的本质首先是娱乐，其次才是锻炼身体，而“吃药拿牌儿”的现代竞技体育运动则是原始民间游戏的畸形和变种，至于体育被政治绑架，成为政治的工具和牺牲品则更是游戏创造者所始料不及的。即便如此，如果我们今天直译“Olympic Games”，也仍然不过是“奥林匹克游戏会”，稀松平常得很，其中不含任何后来被我们强加进去的更多意义。
对几乎所有社会领域实施强控制，是历代中国政府的看家本领，而这个本领同样没有被以共产党人占优的中国现政府所弱化。因此，中国政府不能容忍将体育仅仅停留在简单的民间游戏层面上——这个政府敏锐地察觉到：体育不仅与政治有关，甚至与意识形态有关，通过对体育事务的控制不仅可以达成其政治目的，实现其政治利益，甚至可以对人的意识形态的加以控制。因此，中国政府从1949年起就开始有组织、有步骤、有计划且大规模地实施后来被称为“举国体制”的中国体育政治化工程，以期体育成为强化其政治体系的重要工具。首先，它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体育事务的部级行政机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几乎将中国人民的体育生活全部包办了下来，竞技体育自不待言，就连民间体育活动也都要由国家体委下设的“群体司”来“指导”，而1995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则更是以法律的形式将中国体育的政治化固定了下来。该法第3条规定：“国家坚持体育为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体育事业应当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其次，中国运动员，尤其是中国国家级运动员一直都在被当作政治工具来使用，甚至被施以人身控制：他们参与国际赛事不是体育本身的事情，更不是他们个人运动能力和竞技水平的展示，而是中国国家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象征；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上争取好成绩，不是为了往自己脸上贴金，而是要“为国家争取荣誉”，而且一切成绩的取得与运动员个人的天赋和勤奋无关，而都要归功于“党和国家”；中国政府不停地敲打它的运动员们，要他们放明白：如果没有“党和国家”，他们个人狗屁不是，它更要求那些拿了牌儿或被允许去国外发展的运动员要对“党和国家”心存感激并知恩报恩。中国体育的这一性状用法律语汇来表示就是：“国家促进竞技体育发展，鼓励运动员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在体育竞赛中创造优异成绩，为国家争取荣誉。”（《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24条）
回顾中国体育政治化的历史，其最精彩的作品莫过于那次“乒乓外交”了。据说，由于这件事做得离奇和突然，所以当时把美国人都有点搞懵了，一时跟不上中国人的思路，搞不清中国人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就连当时最反共的香港媒体《展望》也不得不高度评价这一事件，它说：“中共乒乓球队这一次的‘攻势’，的确十分成功。别小看了这个小小的乒乓球，在中共的灵活运用之下，它发挥出来的力量比同样体积的任何炸弹要大得多。乒乓球自然不能和炸弹相比，但在达到政治上的目的来说，乒乓球的力量，是任何武器所绝对不能做得到的。”一个小小的乒乓球，改变了当年的世界政治格局，它使美国人找到了一个制衡苏联的准盟友，同时也使在西方重压之下的中国获得了一次难得的喘息机会。“乒乓外交”充分证明了中国政府是把玩体育政治化的高手，而一个国家的体育政治化也由此被升华到了一个出神入化的“仙境”……
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的“举国体制”
中国体育的政治化有一个代名词，叫做“举国体制”。
近年来，在乌烟瘴气、乌七八糟的所谓“中超”赛场上，不时阵阵传来要求中国足球协会某领袖“下课”的深情呼唤。球迷们也许不知道，真正需要“下课”的不是中国足球的官方领袖，而是主管中国足球运动的官方机构——中国足球协会，进而是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除了极少数几个国家外，现在世界上还有哪个像点儿样儿的政府像中国政府这样，吃饱了撑的连个踢皮球的游戏都要管?!早在1950年代，傅雷就曾抱怨说：“国务院中有一位副总理（贺）专管体育事业，可有哪一位副总理专管音乐？……中央不了解，我们在音乐上得一个国际大奖比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得几个第三第四，影响要大得多。”殊不知，中国政府的想法与傅的刚好相反，它认为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得几个第三第四比在音乐上得一个国际大奖，影响要大得多。
赵瑜在其有“中国体育报告文学三部曲”之称的《强国梦》、《兵败汉城》及《马家军调查》中严词批判了中国体育的“举国制度”，其中以《强国梦》最为激烈和直接。他在这篇报告文学中直言不讳地说：
“体育在中国一开始就变了形。”
“问题还在于，如果有关的领导人，也只是看重金牌与胜负，把‘升国旗奏国歌’当成了中国体育工作的惟一主要目的，那么，我们的运动员奔赴国际赛场，伴随而去的总是浓烈的超体育色彩。”
“中国竞技运动在海外的每一遭胜利，总要同国内形势紧密挂钩。比如七十年代初的‘乒乓外交’，吹响了中美关系解冻的前奏曲；八十年代初期女排等健儿的一系列胜利，又和改革潮的潮汛几乎同步而来；及至二十三届奥运会大战中中国健儿‘零的突破’，又同一九八四年前后国内改革的高涨时期遥相呼应。而今，当十三大召开，中国进入新的历史关头的节骨眼儿上，位居球类运动之王的足球又叫响了，中国足球恰恰在这个时候‘冲出亚洲壁垒登上世界赛场’。中国体育的‘政治味儿’无形中得到进一步强调。”
借《强国梦》，赵瑜大声疾呼：
“中国体育事业的方向令人忧虑。
中国体育事业的体制弊端重重。
中国体育事业的改革迫在眉睫。”
此外，赵瑜还在他的《兵败汉城》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体育的最大悲哀便是“衙门化”。
还有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体育记者激愤地写道：“区区一场奥运会，变成了什么‘实现百年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西方反华势力的破产’。中国把奥运变成了政治及意识形态的盛宴。”
不仅在民间层面，高层也曾有人看中国体育不顺眼，朱镕基便是其中的一名领军人物。朱总曾想撤掉国家体委，以期一举砸碎“举国体制”，但时任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哭丧着个脸说，没有体委，他的办公桌往哪儿放？在那次“两会”期间，伍利用会议间歇在会场内外征集签名，试图营造出一个“代表们都极力要求保留国家体委”的舆论氛围——中国没有美国那样的政治体系，却有美国政治体系以外的“院外活动”！当然，伍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那次的中国议会上，中国官办体育制度的改革仅到体委更名“体育总局”为止。
赵瑜的“三部曲”不仅在理念上判了“举国体制”，亦即中国体育政治化的死刑，同时也触动了中国体育官员的既得利益，以至于后来由伍绍祖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综合卷）》对《强国梦》等文学作品予以了强有力的反击：“毋庸讳言，《强国梦》等一批报告文学的批判锋芒是直指‘举国体制’的体育发展模式，其核心是对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的否定。”伍的后任袁伟民也曾多次表示，“举国体制”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继续坚持和不断完善”的问题。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也曾明确表示，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在北京奥运会之后仍会继续坚持下去。他说：“几十年的事实证明，我们坚持‘举国体制’是对的。它有利于我们在有限的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也符合中国体育的发展特点，而且‘举国体制’目前也在被其他国家所效仿。”
别的不说，光是有这么一个“举国体制”利益集团的阻挠和作梗，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就不会很快寿终正寝，它将在未来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继续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
奥运会——中国政府当前最大的政治
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人已经主办过4届奥运会了，据说它还想申办2016年的第三十一届。当然，美国人办奥运也有它的目的和想法，但至少要比中国人单纯得多，因为美国人已经不需要再用奥运来证明自己什么了。但中国人不行，它太需要通过主办一届奥运来向世界证明自己一点什么，也太需要通过主办一届奥运会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了。那种认为中国人申办奥运只是为了奥运本身，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并甘愿为此承担更多责任和义务的观点是天真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从2001年7月13日那天起，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就已经被中国政府所绑架和挟持，从而沦为其与世界讨价还价的政治筹码！
中美两国不仅在主办奥运的动机上有质的差异，在操作手法上也大相径庭。想当年，洛杉矶拿下第二十三届承办权后，美国政府一分钱不给，尤伯罗斯白手起家：他先用自己的100美元在银行里开了个“洛杉矶奥组委”的账户，然后在一座写字楼里租下一间房间并自掏腰包买了部电话机，之后又以1040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自己的一个旅游公司，之后便是满世界地到处“化缘”……
尤伯罗斯的故事对中国人来说就是神话，就是天方夜谭！——从1993年起，中国政府便将‘举国体制’运用到了申奥和筹奥中来了。它像封建中央集权国家那样，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地任意调集全中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操持奥运：从申奥期间的公关宣传，到筹奥期间的强行拆迁、大兴土木、改善交通、美化市容、运动员训练、志愿者招募，再到奥会期间的停工停产、限制交通、限制进京、安全保卫，最后到会后的善后收尾，其中没有一个环节不是由政府一手操控并由政府全额投资。《南方日报》曾有报道说，据北京奥运经济高级顾问黄为测算，从申奥成功到奥运开幕，保守预计北京奥运平均每天花费2亿元人民币，合计将投入约5200亿元人民币的巨资，比起早先2200亿元的预算大幅上升3000亿元。另据报道，中国政府仅北京奥运“金牌战略”一项的投资就不下45亿元。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声称本届奥运将只赚不亏，但试想：不靠市场运作，而只由国家买单的一届奥运会，怎么可能赚钱?! 另外，从中国官员们这方面讲，他们非常明白，奥运是中国政府当前最大的政治，中国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将其拿下。因此，这些官员下意识地觉察到，于中国政制下的本届奥运将为自己提供一次千载难逢的、绝佳的历史性机遇！于是，第29届奥运会还没开呢，就已沦为被中国官员集体轮奸的妓女。可以预期，北京奥运会将以其纯正的官方血统及独特的“举国体制”被载入世界奥林匹克运动史册。从这一点来讲，北京奥运的确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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