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3月15日是保护消费者权益日。贵州第四届人权研讨会成员为配合这一宣传日，决定在当天到贵阳市“民权广场”去宣传人权法律知识，以此提高公民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
   

    　　当天下午，我与丈夫廖双元一同来到广场上老百姓们经常聚在一起的一个角落。这里总是聚集几百人，许多遭受司法不公及受到现政权各种各样迫害的市民都把这里当成了一个倾诉真言的地方。当时，我手上拿着60份《世界人权宣言》，这是同仁们三、两元凑钱复印的，保护它们成了我们的责任。
   
   
    　　就在我进转角处一个侧门的时候，一姓孔的国保人员迎面挡住了我，以请我喝茶为名，要我手里的东西，被我一口拒绝了。我想，同仁们省吃俭用凑钱复印的人权宣言绝不能被他们随便抢去。由于事先复印的份量就是这几十份，大家曾一致决定，不要随便散发，对象应是有点文化的，以免浪费。
   
    　　这时，人群已经围上来。一些认识我的人问“能不能帮忙？”我怕这些善良的老百姓吃亏，我就告诉他们说：“别管我，这些公安不敢把我怎样！我并没有犯法。”为了安全，我一直没有离开人群。有两个大块头的女人走近了我的身边。其中一女人说：“吴大姐，请你跟我们走！”我说：“我又不认识你，我是你家哪门子的大姐，我为何要跟你走？”她说：“何必嘛！都一把年纪了，搞这些有啥意思？”
   
    　　我说：“你们真奇怪，都一把年纪了，难道就不该吃饭？难道就该任人宰割？我今天到底做了什么？要让你们来如此废话！我拿着《世界人权宣言》，尚不能保护我的基本人权，那么普通老百姓岂不是更没有说话的余地！”
   
    　　在大庭广众之下，便衣警察不便抓人。我索性站在那里，听一位老者发表的即兴演讲，让那些跟踪我的便衣警察们也听一听底层老百姓的声音。只听这位老者说：“今天贵阳的菜油已经卖到了10元钱一市斤，1960年那么恐慌的日子，菜油都没有这么贵！现在的政府官员是哪样钱都敢吃，老子的抚恤金，他们都敢吃。现如今我是在等待法院的判决，如果判得不公，老子就抱炸药包去与他们同归于尽！”在场的一些便衣极为难堪。
   
    　　我的丈夫看到有这么多便衣警察，劝我回家。我们刚走上朝阳桥，十几个穿着警服的公安人员冲了上来，抢夺我手中的《世界人权宣言》。警察还抢夺丈夫手中的手机，以免他对外打电话或发消息。围观的人群中不知是谁说了句：“不许动手打人！”一名警察听后气急败坏地说：“快点！快点！重点收拾男的，先塞上车再说！”警方把我们扭着强行塞进了车里，送到新华路派出所。
   
    　　到了派出所，这些警员煞有介事地审讯我们。我就借此机会作宣传，说：“今年是《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在去年的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为了纪念这一特殊的年份，让人权在世界各国都得到起码的尊重和保障，就把今年定为‘国际人权年’。我们贵州的民主异议人士，为了响应联合国的号召，专门为老百姓们宣传人权法律知识。”
   
    　　我质问他们绑架我们的理由是什么？一个警员说是执行上级命令。丈夫问他的上级到底是哪一级？是谁在带头犯罪？双方大声争吵了起来。他们人多势众，说什么的都有，还有的竟自称代表“党国”。这正好让我抓住，说：“你们纯粹是共产党的工具！”
   
    　　这时，一个警员摆着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态度，说：“我就是共产党培养的工具！我就是机关枪！你们又能拿我怎样？”我也义愤填膺大声地回击。丈夫怕我吃亏，叫我拒绝回答他们的问题。末了，他们还想要我们在他们的笔录上签字画押。我们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
   
    　　从派出所出来后，我与丈夫又重回广场。当那些意料我们凶多吉少的群众看到我们时，发出了轻轻的欢呼声。我们身后一直有国保人员在近距离跟踪监视。正要回到家，陈西打来了电话，约我们到大西门相会。见面后，大家都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你一言我一语，讲了今天各自的遭遇。原来陈西是在清早就被国保人员从家里带走了，在支队长和一名大队长的陪同下，去游玩了青岩古镇，目的就是不让他到广场。
   
    　　这次行动，由于内部操作的失误，让警方得知消息，在部署上占了先机，使我们无法完成原定的计划。我们不禁要问：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国政府，为什么在《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的今天，不仅不能遵循《国际人权宪章》对人权的重视，甚至对宣传《世界人权宣言》的人们进行打压和施以暴力。中国政府到底在害怕和恐慌什么？
   
   
   
    转自《华夏电子报》第 236期 （ 2008-3-20 刊 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