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国家应以自由、平等、正义为纲
   
   毛泽东一生，以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为纲，以发展生产力为手段，最后在天怒人怨中撒手人寰。毛死后，共产党人在巩固政权的过程中，重新挖掘出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神话，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决定上层，从而决定一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为纲，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为重要手段。邓小平认为：反自由化是为了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一心一意地发展生产力，因此，不断强调两手都要硬，即打击自由化打击不同意见者的手段要硬、要经常化。1989年后，中共一度以反和平演变为纲，回到了毛的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上。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重申以发展经济为纲，“三个有利于标准”归根结底是唯生产力标准。
   
   其实，阶级斗争为纲或生产力为纲都是错误的。阶级斗争或生产力都是为人服务的手段，人是人类社会的根本，人的自由幸福才是人类社会活动的目的。人的自由幸福表现为：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公平和正义；因此，国家应以自由、平等、正义为纲，以民主法制、发展经济为手段。阿克顿强调，政府的目的是维护公民的自由和幸福，而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德行、财富和知识，制造繁荣、强大和荣耀。如果后者成了政府的目的，将吞噬公民的自由和幸福，违反人们建立政府的初衷。所以，国家的最高发展目标不是经济的发展，而是人权的巩固与发展；只有人民自由的国家才能成为稳定、繁荣、强盛的国家。

   
   1978年11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20届会议通过的《种族与种族偏见问题宣言》说：“全人类属同一种类，均为同一祖先之后代。在尊严及权利上，人人均生而平等，所有人均为人类整体的组成部分。……国家的主要职责是在尊严和权利人人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确保所有个人与群体的人权与基本自由”。
   
   近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被中国人视为“以自由发财及发展经济为纲”，其实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误解。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指出：“与其说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正义是这种基础。”要使自利不变成负面的自私行为，有必要订立能促进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公义的法规。沃哈恩根据斯密的所有著作(包括由学生听课笔记整理而成的《法学讲稿》〔Lectures in Jurisprudence〕)，指出斯密关注的焦点是权利，而公义、公正的论题则贯穿其所有著作中。“离开公正的框架，任何一种市场都不可能运作”，“只有当竞争在地位相等的各方面之（间）进行，市场才最有效率，最为公平”。
   
   “平等是自由主义的原动力，捍卫自由主义也就是捍卫平等”。 罗纳德.德沃金强调平等权利观念的普适性，认为平等是政治理论的终极价值观。这是一种超越具体文化和伦理差异的普适的平等，是用以衡量当今世界政治体制的最基本的尺度。
   
   德沃金在《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宣布：“平等的关切是社会至上的美德——没有这种美德的政府，只能是专制的政府”。他在中国演讲时说：“我不赞同中国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户口制度、禁止自由迁徙和沿海与内地发展不平等的政策。因为人与人都是平等的，不应该有这样的差别。……功利主义的核心观点是认为一项政策的价值标准在于能否增进大多数人的幸福量，即对多数人是否有利。我主张当权利受到损害时，我们不能以功利主义作为理由。即使这些受损害者不说话，也不能把这种沉默视为可以继续对他们进行损害的借口。”可见，政府不能以经济为中心，让人围绕经济、金钱转。政府的主要工作不是抓经济，而是完善法制和社会保障等；政府必须放弃以经济为纲，放弃“效率优先、金钱挂帅”的方针，应把人权、人道、人的发展提到最重要的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应让位于“以人权为中心”；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就需要把政府的价值取向逐步从对经济增长的关注转移到对公平正义的关注上来！对政府和官员的评价标准，不应当仅仅看经济增长多少，同时要看人民生活是否得到了改善，社会公平与秩序的情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