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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我是叛徒，不是烈士 瞿秋白，１８９９年，生于江苏武进。１９１９年，参加“五四”运动，与郑振铎等创辨《新社会》。１９２０年，任《晨报》特派记者，赴苏联。１９２３年，回国任《新青年》等刊物的编辑，参与筹备上海大学，并任社会学系主任。１９２７年，主持“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路线。１９３１年，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解除领导职务。１９３５年二月，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逮捕，六月十八日被枪杀。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临刑前在狱中所作。他反省一生，解剖自己，并坦承不够无产阶级，不愿以叛徒而冒充烈士。牺牲31年后，瞿秋白真的被定为叛徒，遭受批判、声讨。1966年，周恩来说“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并提议把他从八宝山搬出来。之后，瞿秋白在八宝山的墓、塑像被砸，其母在常州的墓亦被砸。1980年，中共才为瞿秋白平反。
现在读《多余的话》，仍有说不出的感叹。中共的领袖们有几个人敢于面对自己，面对历史？又有几个人不是欺世盗名、乔装打扮？自己不说，还怕别人讲，并千方百计要消灭证据，以为这样，他们就能永远伟大、光荣、正确下去。
既是多余，又何必多说？
人生末了，有话，亦是可言可不言。
我不怕归罪，倒怕钦佩，
唯恐误导后来的青年。
十五年来，我勉强从事政治工作，
心想这个，手做那个，像是在表演。
现在解脱了，只剩下我自己，
就想自我分析，说说心里话、谈谈天。
我家世代书香，祖上为官，
到我这辈，已贫穷不堪。
因为穷，母亲自杀，
为谋生，我进了免费的俄文专修馆。
五四运动，我成了学生代表，
因为其他同学，谁也不愿干。
加入“俄罗斯研究会”，
那是我对理想的好奇和兴趣使然。
二○年，我到了莫斯科，
作为北京晨报记者，报导新苏联。
我研究俄文、俄国史、文学，
为了报导，也看看俄共报纸、文件。
懂俄文，我到东方大学作翻译、助教，
为应付教学，也读过经济学、唯物史观片断。
但这绝不是系统研究，
资本论，我就没读过，没兴趣，也没时间。
二二年底，陈独秀到了莫斯科，
我作他的翻译，那时我已是党员。
独秀回国，要我回去，
搞宣传，编辑《新青年》。
国共分裂，独秀退出，
轮到我主持政治局，免为其难。
有人灰心，有人退出，
危急关头，我们决定武装反叛。
我不懂军事，也无兴趣，
南昌、广州暴动，都是军事部经办。
暴动不一定是盲动，
失败了，还认为高涨，那才是盲动表现。
我感到空谈无聊，有心退出，
又怕是拆台，只好勉强负担。
六大上，有反对的，有赞成的，
屡次想说“饶了我吧”，真是进退两难。
六大后，我在莫斯科当代表，
李立三、向忠发推行立三路线。
我没有看出立三错在哪里，
原来这是我错误观点的逻辑发展。
假如是我留在国内领导，
我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却未必如立三勇敢。
叫我纠正立三错误，
只能修改那些，看起来显而易见。
四中全会，我被赶出政治局，
终于松了一口气，卸下重担。
我请了长假，休息医病，
离开政治舞台，以度余年。
以我的性格、学识、才干，
当领袖的确是历史误会、梦幻。
一个半吊子“文人”，政治外行，
居然当领袖，整整五年。
这十几年，我像病马上坡，
爬不动，退不能，苟延残喘。
责任像皮鞭，肺结核如羁绊，
我才三十六岁，却已未老先残。
说这些，绝非要脱卸责任，
对共、国两党，有什么责任，我愿承担。
我只想说出真情，在死之前，
不再虚负领袖名声，不再欺骗。
我已是国民党的俘虏，
说什么都显得多余，枉然。
我是叛徒，不是烈士，
我不想装腔作势，骗取纪念。
青年时，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认同共产社会的理想和实现手段。
我尝试用它研究中国历史，
分析阶级分化、斗争、资本主义发展。
我的理论，混杂着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观点，
以致形成错误的政治路线。
我想不通，不想动，
后来便停止独立思索，不再宣传。
我是那种无用的文人，
什么都懂一点，但缺乏真知灼见。
不敢为自己的见解斗争，不愿承认错误，
没有自信，随波逐流，优柔寡断。
我害怕争论，喜欢调和，
憎恶贪污、卑鄙，但没想做侠客，顶多劝劝。
我没法成为布尔什维克战士、革命者，
卷进革命队伍，仅仅为着“体面”。
如果做“戏子”，我也许会有成绩，
大学教授、政治家，十几年我一直在扮演。
我想卸下戏装，回归本来面目，
对于政治舞台，只剩下厌倦。
对于生活，我的确是雾里看花，
用一些似懂非懂的名词：剥削、斗争、革命、政权。
很想回头再生活一遍，
似呼已太迟、太晚。
永别了，曾经的同志，
虽然我们曾经并肩作战，
但我没能成为战士，
潜意识里，仍是绅士，难以改变。
永别了，亲爱的朋友，
其实我也没什么朋友，能赤诚相见。
对于之华，我都带着假面具，
忘记我吧，之华，这样我会心安。
这世界是美丽的，
我却不得不说再见。
精力耗尽，唯余躯壳，
如果可能，我愿把它捐给医学解剖、实验。
滑稽剧落幕了，舞台空洞洞的，
我已没有什么留恋。
这些多余的话，
权作我的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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