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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亲手挑旺的灵火
祂亲手挑旺的灵火
杨爱程(文载「生命与信仰」总第四期 06/2003)
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友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 神藉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 因为 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提后1:5-7)
引言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我在一个弯曲的时代挤压下，走过了一段弯曲的人生道路，产生过许多弯曲的心思意念。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在时代的风暴的袭击下，我家曾在倾刻之间丧失了一切所有，并因为依照自己的良知行事，而遭受到无穷无尽的困苦磨难，坎坷艰辛。
然而，有上帝施恩的巨手在暗中护佑牵引，最终把我带离了「死荫的幽谷」，带到了「可安歇的水边」，使我的心灵得到了永恒的安宁，也使我的全家人因此而蒙福。
我将这一切形诸笔墨，并非要控诉时代的罪恶，而是希望人们从中得到一个明确的信息：
人间沧桑，非人之力所能左右。唯有上帝是时代更迭，世事流转的真正主宰。不要留恋俗世的声名、权位、财富和享乐，它们瞬息即逝，如落花流水，朝雾夕晖。唯有先求上帝的国与上帝的义，才能有真正的平安和永远的福乐。个人和家庭是这样，国家与民族也是这样。
母亲心中那「无伪之信」
我的母亲是一位极为虔诚、热心的基督徒。小的时候常听她祷告、读「圣经」、唱赞美诗、作见证和解说「圣经」中的故事。母亲的教导在我心中埋下了追求真理的种籽，并成为我多年以后属灵生命得以复活的契机。母亲去世后，她播在我心中的种籽也处在压抑之下，未能及时发芽、成长。但是，它自始至终，一直深深地埋在我的心田里，等待有一天遇到丰足的甘霖，得着和煦的春风，迎来适宜的气候，便要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我父亲在1986年去世前，曾应我的要求写下一份「手记」，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民国三十二年，长女耘程出生后不久，我曾在岷县任职，惠音任岷县师范数学教师。民国三十四年，我应邀返乡，出任临潭县教育科长，惠音仍在女小任教。其时，她已在大姐带领下皈依耶稣。民国三十八（一九四九）年，沧桑陡变，江山易主。合则留，不合则去，此所谓文士对待时运之常态也，我亦不能例外。解脱为人作嫁之羁绊，自由逍遥，亲山林，远污流，洁身食力，快乐有余，何患之有？这就是我违背时运，走上险绝道路的根本原因。我按新政府之要求，交清手续后，即不辞而别，赴藏区经商行医。惠音亦无心继续工作，愿献身为主而活，故而未拦阻我远赴藏区，自己带孩子在乡间信主人家借住，并努力传扬福音。」
这里提到的「临潭县」就是我的老家，在甘肃省南部「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而「岷县」与「临潭县」隔水相望，属「陇南地区」。母亲原名李惠英，信主后改为李惠音，取「福音」的「音」字为名，表明立志传主福音的决心。
「江山易主」之后，父亲因拒不与新政权合作，更逃往藏区，参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反革命活动」，被判刑五年，先后在兰州、酒泉、玉门等地做苦工。母亲带一家六口回到父亲的老家—一个偏僻、贫穷的小山村。村里分给我家三亩地，权作口粮田。
父亲不在家，母亲又不懂农事。她习惯于读书，教书的生活，体质也耐不住繁重的体力劳动。那真是严峻的挑战，我母亲居然以超人般的毅力坚持下来，用她自己的心血养育了我们。没有主与她同行，加添给她力量，要渡过这样的难关是很难想象的事。
父亲多年在外，没在家乡留下任何财产。我们借住在亲戚家原来用于存放草料的小棚屋里，下雨天屋里经常漏水。没有耕牛，也没有农具，二伯父借给我家一头小毛驴，又找了几把锄头，铁锹之类的原始工具。母亲就靠着这些「生产资料」，从头学习古老的农耕技术，艰苦地撑持着一家六口人的生活。那时候，十四岁的大哥和十二岁的大姐虽然已有能力帮一点工，但母亲坚决反对二伯父要他们停学的意见，宁愿自己多受点累也不让他们失学。大哥和大姐放学回来就下地帮母亲干活，他们也常常为了应付农忙季节而请假。尽管这样，他们在学校里都是成绩优异的好学生。想起来真是奇怪，靠着如此单薄的劳动力，一家人的生活并不馈乏。我后来才明白，正是母亲的信心，是她时刻不停的祷告给了她巨大的精神支持，帮助她经受住了如此严峻的试炼。如果把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放在同样的境况之下，恐怕很难坚持下来。
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母亲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到批斗大会上挨斗。那时我虽然还很小，但我清楚地记得我母亲回来讲述的事：连续十几个晚上，她都是站着挨斗。县里派来的工作队干部为批斗会曾定下了调子：你为什么要信洋人的宗教，是不是当过美帝国主义的「间谍」？你丈夫当「土匪」时你也跟着，你是不是也当过「土匪」？「老实交代！」于是，干部们便「发动」群众「揭发批判」。
当时，山里的「庄稼人」还没有学会「揭发批判」的真正涵义，所以大都不做声。干部们祇能依靠他们预先培养的「积极份子」。有一个女人开始「揭发」了，她说某年某月某日，她在某个地方亲眼看见有人把一支「短枪」交给了我母亲。我母亲向家人述说这些事时，一直带着一种玩笑般的语气，不但不恨那个诬陷她的女人，反而为她的无知和语汇的贫乏而怜悯她。我哥哥听见那些话后非常生气，他嚷着说要去问问清楚，为什么她要那样胡说八道。母亲却劝他说：「那样无知无识的女人根本就不值得认真对待。我们应该可怜她，求主开启她的心灵，以免受来世的苦难。再说，那也是工作队的干部们为了完成任务而叫她说的，并不是她真想害我。」
然而，那个女人的心灵依然充满了邪恶，她不但把我母亲所「接受」过的武器增加到了三支：一支「长枪」，二支「短枪」，而且伙同另外几个「积极份子」打我母亲的耳光，向她身上脸上吐唾沫。其实，那些干部们完全清楚我们的母亲过去是干什么的，也明白她不可能跟枪支有任何关系。但是，他们要把闹剧演下去，直到上级的命令下来叫他们停止时，他们才可以结束这场恶作剧。我母亲有时回来以后，实在忍不住了，就向她的主哭诉一番，求祂给她加添力量。祷告过后，她的心情又会像往常一样轻松、快乐，常常拿工作队员和「积极份子」的滑稽表现说笑打趣。
那次运动之后，我母亲和许多被认为「历史不清白」的人，都被带到县城里关起来，美其名曰「集训」。大哥和大姐每隔一段时间去看一次，来回步行上百里路程。平时他们又都在十几里地以外的小镇上学，家里祇剩下三个最小的：二姐、三姐和我。祇有到了星期六下午，才能盼望大哥或大姐回来顶替母亲的角色。
我想我可能是今天中国人中少数对「人民公社」多少还存有好感的人之一。因为，当时父母都被带走了，大哥大姐也不常在家，三个小孩子根本没有能力照顾自己。二姐倒会做一点简单的饭食，无奈粮食没有了，柴火没有了，油盐等物没有了，好心的族人虽然可以偷偷地帮上一把，但到底不是长久的依靠。正在这时，「人民公社」来了，大家都到「公共食堂」免费就餐。村里办了幼儿园，我被带到那里和村里的所有孩子住在一起。因为没有起码的卫生防疫措，我和别的孩子一样，不时染上一些奇奇怪怪的传染病，害得我哥哥请假回来背着我去十几里地以外的镇上去看医生。尽管如此，我在那里玩得很开心，又有人管吃管住，倒也省了许多事。
但是好景不长，「地上的天堂」来得快去得也快。存在了不到一年的「公共食堂」，把农民几年里积存下来的粮食耗尽了。先是细粮不见了，后来粗粮也定量供应了，再后来就祇有越来越清的大锅「粥」了。其实那已经不能叫「粥」，不过是开水煮野菜而已。记得有些日子，每个人每天的定量祇有二两粮，队干部、食堂管理员、炊事员还要从中克扣，留给「社员」们吃的也就祇有清水和野菜了。除了野菜，食堂里还试着用锯末加上麦麸做成馒头，或者把麦田里割掉庄稼后留下的麦草根再挖出来，磨成粉，掺上麦麸做馒头。所有的办法都想过了，也试过了，饥荒却更加严重了。终于，「公共食堂」办不下去了，祇好关门大吉，让大家各自在家里起伙。没有粮食、蔬菜、柴草、油盐，很多人甚至连家常用的铁锅都没有了，因为在「大跃进」中，铁锅被抄去「大炼钢铁」了。
从1959年到1962年，全国各地都遭受到极为严重的大饥荒，每天都有人饿死。仅甘肃一省，就饿死了几十万人。据有人估计，在那段时期，全国饿死的人数在二千五百万到四千万之间。一到秋收季节，大批干部被派到农村来监督收割过程，除了留下种籽和少量口粮外，全部被押运去送交国库。干部和民兵还有机会趁着值勤的时候私分粮食，「五类份子」和一些不被干部信任的人，就祇能从地里寻找遗漏的禾穗和洋芋，以补充不足。所以，连续几年，都是冬天未过，口粮已尽。春天播种时，人们想方设法偷种籽吃，夏天庄稼还未长熟，人们又去偷青穗。此外，就祇有靠采摘山里的野草填肚子了。我们村里有一个青年人饿得实在熬不住了，一天夜里把原属他家，后来交给「生产队」的耕牛偷偷地牵出来，身上背着一口锅和一些干柴，到一个离村子很远的山沟里去，把牛弄死了煮肉吃。也不知道他吃了多少，总之一直到撑死为止。这种死法虽然显得很痛快，其实也是在饥饿的逼迫下出现的自杀行为。
那时，我父亲也被释放回来了。他是因为没有粮票而饿了好几天，买不到车票，忍着饥饿步行了好几百里路回到家的。沿途祇能靠好心的村民救济才没有饿死。回到家时，双目已十分模糊，双脚肿胀发紫。他被带走时我还不到一岁，他回家时我已经六岁了。
我父亲回来后不久，就遇上了大饥荒。他和母亲一起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可吃的东西。在最困难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家人祇能靠吃野草度日。父亲懂一点中药知识，有效地防止了我们误食有毒的东西。那时，因误食毒物而中毒的人很多。
父亲后来对我说：「那时我最担心的就是你，觉得你每天都有死去的可能。」然而，母亲却另有想法，她坚信她的主一定会保护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们。她祇是更多地祷告，更多地唱她那经常唱的赞美歌：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父神喜乐。」（哈巴谷书3:17-18）
这首配上了中国北方民歌曲调的赞美歌，给了她和全家人极大的精神安慰。同时，她用全部的力量和智能寻找足以维系我们生命的食物。我常常觉得自己不是靠一般的食物，而是靠母亲的血肉喂活的。也许正是凭着她的信心，我们一家人才奇迹般地度过了困境，全都活了下来。就连我这个最小，因而也最羸弱的，也经受住了死亡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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