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精神的戈壁》之十八
   杨爱程
   
   我习惯了喝奶茶，吃糌粑和牛羊肉，也很喜欢吃藏人做的酸奶。只有加拿大的natural yogurt 可以与之相媲美。那时食糖和其它日用品都很缺乏，我想方设法托人弄点食糖，加进酸奶里吃，味道更好。
   

   毫不夸张地说，酸奶甚至救过我的命呢。有一次，我们去采磨菇，采了许多，拿回来做菜吃，味道非常好。可是，不小心混进去几个有毒的磨菇，中毒后瞳孔散大，看不清任何东西，浑身大汗淋漓。在那样偏僻的地方，不可能有医生来帮忙，又没有救急的药。据说酸奶有解毒的功效，就赶快吃了一大碗，然后睡了一觉。醒来以后，一切恢复正常，真要感谢上苍造物之奇妙。
   
   那时，最大的问题是吃不到蔬菜。我们除了过些日子去公社弄点洋芋、萝卜、大葱之类，就是去找野菜吃。在一九六零年的大饥荒中，我们为了活命上山找野菜，认识了不少可以食用的野生植物，这时又帮助我得以补充绿色蔬菜的缺乏。藏族朋友开玩笑说，汉人是靠吃草为生的牛羊，有肉不吃倒要吃野草。这话并没有完全说错，因为天天吃肉，我反而吃不下多少肉了，就想吃到新鲜的蔬菜。
   
   在草原上的头一年就这样渡过了。暑假期间，我回家看了一趟老父亲，回来在大哥处住了十多天后，又下到生产队里。十月里，牧人们还在夏季牧场，大雪已经不时下起来。有一次，雪一连下了七、八天，我的小帐篷都被压塌了，倒在我身上。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雪推开，重新把帐篷支起来。积雪有一尺多厚，出不了门，我只好躺在床上看书。我随身带了两本英文教材，闲极无聊时就反复念英文课文。多亏了这两本书，才使我在「文革」结束后参加第一届大学入学考试时，轻而易举地考上了甘肃师范大学外语系。
   
   那年冬天，我和同来的那位回族同学，都先后被狗咬伤。那时，村里的狗已经习惯了我的存在，见了我也不叫了，我的警惕性也就放松了。不想，有一只狗那天趁我不注意，悄无声息地冲过来，在我右腿上狠狠地咬了一口。我的那位同学则是与三只狗搏斗，被咬得遍体是伤。
   
   这一下，引起了公社领导的注意。他们觉得让我们单独生活太冒险，就决定把我们调到离公社最近的一个生产队，让我们住在一起，以便互相照顾。这样一来，我们的生活就好过多了。两个人可以互相作伴，外出活动也不太怕狗了。可以互相聊天作伴儿，也就不太孤独了。离公社近，缺少蔬菜等物时，也比较容易补充。
   
   第二年夏天畜群离开冬季牧场后，我们在露天羊圈里种了许多蔬菜，诸如白菜、菠菜、萝卜之类。由于土地极为肥沃，蔬菜长得非常茂盛，自己吃不了，还剩下许多都送给藏胞吃，大家都很高兴。
   
   我们有时候到小河边钓鱼，只要用一根一米多长的线系上一只鱼钩，下了饵，就可以蹲在溪水边，眼看着鱼上钩。小河清澈透亮，哪里有鱼可以清楚地看见。一会儿功夫，就能钓上来十几条斤把重的鱼，拿回去用酥油煎着吃，自然比吃腻了的牛羊肉更有胃口。
   
   在这个新的部落里，由于我们做了一件见义勇为的事，从而赢得了那里大多数藏胞的敬意，使我们和藏胞之间建立了极为友善的关系。
   
   那时，中苏边境上一直很紧张，全国都在搅「备战备荒」运动。少数民族地区也受到特别防范，怕一旦边境上有战事，这里也趁机乱起来。在我们插队的地方除有驻军外，民警和民兵也严密地监督着藏民的各种活动。一切宗教活动都被取消了，民兵动不动就抓人，打人，常常在夜里冲进村子里，骚扰藏胞。
   
   有一天夜里，我们听到村子里狗一直叫个不停，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第二天，党支部副书记到学校来，告诉我们有一个年青人被民兵抓走了。我们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民兵从他家搜出了一尊菩萨像和点燃的灯。我觉得奇怪，为什么单单搜他家？这里的藏人全都是虔诚的佛教徒，虽然上面不许点灯拜佛，但他们还是偷偷地拜。这是他们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他们不可能不拜。在那样严酷的气氛中尤其需要精神依靠。只要搜查任何一家，都能搜出一些佛像，油灯和香炉之类的东西来。为什么不搜别人，单搜这家呢？
   
   在我们一再追问下，这位副支书才讲出了原委。原来这个年青人有一手缝皮袄的好手艺，远近的人都来找他缝皮袄。他原来是寺里的一个小喇嘛，解放军来了以后把他们从寺里「解放」出来，干部们逼着要他还俗，他假意答应了，脱掉袈裟，穿上了皮袄，和别人一样去放牧。他还学会了给牲口打防疫针，是生产队里很得力的劳动能手。他仍然过着喇嘛的禁欲生活，不结婚，和哑巴姐姐住在一起，照顾她的生活。
   
   这个村里有位生产队长，生了三个女儿，都嫁给了公社派出所的民警。这位队长借着三个女婿的势力，在村子里横行霸道，贪污队里的财物，欺压老百姓。所以，村里的人都痛恨他，却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这位队长要缝一件皮袄，所以他就去找这位年青人。这位年青的喇嘛出于义愤，明白告诉他说：「我可以给任何人缝，就是不给你缝！」这一下，激怒了那个土霸王，他立刻通过女婿们告了一状，说这位年青人在家里「搅封建迷信活动」。于是，民警带着民兵来，把这位年青人五花大绑，带到公社派出所里关起来了。
   
   听到这件事，我们问副支书，他为什么不去公社向党委书记说明情况。他说他害怕，不是怕这位队长，而是怕他的三个女婿。我们当时年青气盛，激动起来，什么都敢干。我们立即出发去公社，向公社党委书记反告了一状。书记是汉族干部，他自然比较愿意相信我们的话。他一个命令下去，人就放回来了。过了些日子，那个恶霸队长也被撒了职。村子里人心大快，人们争相来看我们，表示他们的感激之情。
   
   从此，我们吃的，用的，大多数都是藏胞自动送来的。我们也常常应邀去作客，交了许多忠诚不二的朋友。原来只有三、五个学生，现在藏胞自愿把孩子送来，不是为了能在学校学习什么，而是为了让两位老师脸上有光，能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生产队还为我们每人配备一匹好马，让我们带在身边，长期使用。
   
   这一次给我的马，才是真正的「赤兔马」，浑身闪亮的红褐色毛，黑鬃黑尾，「四足踏雪头顶一盏灯」，即四蹄上方各有一圈白色，额头上又有一片白色，看上去非常英俊，行走如飞，而且平稳不颠，性情又温驯，不急不躁。真是一匹好马！直到今天我还不时想起那匹和我建立了深厚感情的河曲马。牠的藏语名字听起来就像是「俊倩」，音译过来就很传神。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