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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唱起国际歌
當我坐在小學的音樂教室裏，老師指著牆上列寧的語錄告訴我們：“無論你走到天涯海角，無論你有多麼艱難困苦，膚色不同，言語不通，舉目無親，憑著國際歌這熟悉的曲調，就能找到同志和朋友。”為此我為這個確信無疑的真理在苦苦地尋找證據。當然我無法在中國驗證這個真理，因為在那兒我不唱國際歌也照樣有一大幫哥們。媽媽嘲笑說是一群狐朋狗友，太太惡狠狠說是一群王八蛋！我也知道一百多年前法國詩人歐倫•鮑蒂艾寫下了國際歌，謳歌了巴黎公社，號召窮人們聯合起來，用刀、用槍、用棒、用石頭、用高帽子、用大字報、用黑牌子，打倒地主、資本家、有錢人，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今天能生活在糖水中，成長在紅旗下。我們能不說是沾了國際歌的光嗎？！
澳大利亞是個資本主義國家，資本家不但你不幹活就不給錢之外，還把你賺來的錢抽去一大塊養那些“公共事業”，搞得窮人不覺窮，富人不覺富。我一直在琢磨：到底什麼地方不公平？好不容易在一個鐵傢俱廠找到了第一份工。老闆說好七點開工，我怕遲到，四點半已坐在廠門口了。我心裏非常清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不是一回事。資本家和共產黨更不同。印象中的資本家牙齒裏都有個洞。咬你的時候，順便就把你的血吸幹了。還有很多電影中看到的資本家手上都拿著鞭子，象電風扇一樣在你頭上轉，不知什麼時候就會下來了。我坐在廠門口的臺階上，天真冷啊！望著黑乎空無一人的四周，舉目無親的孤獨感湧上心頭，我悄悄唱起了國際歌，給自己壯壯膽。
愛倫是個英國人，名字好，愛之天倫。人也好。六十多歲，他帶我參觀了更衣室，廁所，還有喝咖啡的地方。當他告訴我牛奶可以隨便喝時，我腦子裏馬上得出兩個結論，一是資本家設下的吃小虧，占大便宜圈套，好進一步的壓榨剝削你；要麼就是共產主義了。據我觀察愛倫是百分之百的澳大利亞無產階級。他在這個工廠整整幹了三十六年，每星期幹六天，三十年前花了二萬元買下的房子款還未還清，沒開過一輛超過二千元的汽車，沒坐過一次飛機，近二十年沒去過一次飯店。一年中最豐富的一頓便是耶誕節的工廠PARTY了。記得有一次我請他上中國餐館飲茶。他居然不相信人可以有這麼好的東西吃。天下窮人心連心，就象一根藤上的兩個苦瓜，他對我特別照顧。可能他知道毛主席三個世界的劃分，中國的窮人比澳洲的窮人更窮。所以他把我的記時卡放在他的手中。早上六點半就幫我塞進了記時器中了。我想這可能就是國際歌中唱到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真正含義和比較具體的內容了。愛倫的英語很好，因為他是英國人，我的英語不好，因為我不是英國人。愛倫對我說他每天早上四點鐘便帶他女兒去上班。我怎麼都搞不懂，他女兒的確就在工廠附近的政府部門做文秘，可也沒有可能早上四點鐘就上班啊，要麼可能窮得合用一輛汽車。一年以後我才發現，帶我女兒上班和帶我的狗散步在英語中是多麼的接近,由此我對愛倫的無產階級身份表示了懷疑。你沒錢還想養什麼寵物？玩物喪志不說，這情調也不屬於咱們無產階級啊？有一次我特意在他面前唱起了國際歌，愛倫一邊聽我唱，一邊拿著鉗子打著拍子，“非常好聽，你今天一定很高興，是嗎？”“你知道這是一首什麼歌嗎？”“不知道。”“你知道有一首叫國際歌的歌嗎？”“不知道。”“你知道列寧嗎？”“不知道。”“你知道全世界無產階級者要聯合起來嗎？”愛倫聳了聳肩,“不知道”。我極度失望，一個無產階級竟然不知道無產階級自己的戰歌。
羅伯特是澳洲小夥子，二十出頭，身體很棒，從第一天見到他穿了短褲和T血以後,再也沒有見他穿過比這套行頭更多的東西，只有週末例外，在脖子上再加上一條Collingwood橄欖球隊擁有者的圍巾。他手上刺著一條龍，背上紋了一個大大的“忍”字，我問他這字是什麼意思，他說可能是越南文，他也不知道什麼意思。羅伯特力大無窮，多重多累的活，一上手就幹完了。老闆見他都敬畏幾分。我親眼看見他把花生醬塗在芹菜上，三口兩口的就咽下去了。終於有一次我把他從廁所拉出來時，他低著頭喃喃地向我懇求：“這是最後一次。”順手把大麻扔進了馬桶裏。我查找了一下《毛選》中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斷定羅伯特屬貧下中農和赤雇農之間的一種階級，屬城市無產階級，準確地說是流氓無產階級。父母親離婚時他還小，他跟了母親，成年後恨當警察的父親，找了個機會，把戴著大蓋帽的父親揍了一頓，結果他至少犯了三項罪。犯上作亂罪或叫欺君罪、毆打警察罪、破壞社會安定團結大好形勢罪，條條都屬於現行反革命罪，拘役兩星期。所以每當我說出警察兩個字時，羅伯特都會輕蔑地伸出手的中指。
一天他把Collingwood的隊歌錄了二十遍在一盤磁帶上，放在我的汽車裏，並囑咐道“天天聽，你就知道誰是第一了。”我也不買帳，以桃報李，送了他一盤英文國際歌的帶子。“你也給我好好地聽，聽聽什麼叫無產階級，什麼叫革命！”第二天羅伯特告訴我：“這是一首Funny Song”英語中的Funny。解釋為:有趣,好玩和小小地驚奇.“英特納雄納爾怎麼會一定要這麼現實呢？”澳大利亞的無產階級真是可憐，連這點基礎覺悟都沒有，在中國隨便抓一個三歲小孩，和快斷氣的老頭老太，個個都是一百分的回答。這個連老馬，馬克思都不知道的政治白癡我怎麼教你才好呢？“聽著！你想吃得好嗎？你想住得好嗎？你想用得好嗎？你想有漂亮的女人做你老婆嗎？想，可是你沒錢，誰有錢？比爾•蓋茨有錢。把他的錢分一半給你，你什麼都有了，這叫什麼？這叫革命。現在革命剛開始，是初級階段，等革命成功了，就是英特納雄納爾，那時候私有制最小的單位家庭都被消滅了,就象你現在一樣沒有家。到那時全世界的Hot dog,pie,汽車,房子,女人都是你的,也都不是你的,人人都象天上的鳥一樣，自由自在。到那時,嘴一張開不是吃東西就是笑,你爸說不定管你叫爸。”“多麼美好英特納雄納爾。”羅伯特眼中放著興奮的藍光，手臂上的青龍也一跳一跳的。“別騙我，當心我爸是警察！”
我在繼續尋找國際歌中的同志和朋友，瓊是我的雇員。終於有一天我也走到了國際歌的反面，成為剝削階級的一部分。第一次見到瓊時，我跟她說你長得真漂亮，在中國你真可以去拍電影了。瓊是立陶宛人，前蘇聯的一部分。她具有八分之一的法國和德國血統。二戰後，隨家人由蘇聯進入波蘭，後移居澳洲。當時繈褓中的她還記得逃亡中的可怕情景。瓊說在墨爾本能說立陶宛語的人大概只有三百人左右，她居然是其中的一個。我們打噴嚏發出的“啊啾”，在立陶宛語中是“謝謝”的意思。她不知道巴黎公社，不知道國際歌，可她知道列寧。她稱列寧GREAAT BAD MAN(偉大的壞人)。兩次的離婚經歷不是因為對生活失去的熱情,而是她丈夫不堪忍受分分鐘對她說“我愛你。”丈夫帶走了一切，她沒有氣餒，從戰爭中走來的她渴望和平，享受著這塊土地上的清晰空氣和明媚的陽光。她問我：為什麼要把這個世界打得落花流水，資本主義真是一個舊世界嗎，社會主義的蘇維埃政府強佔了他們的土地，列寧又殺了他們家九口人。她最不喜歡的詞就是“革命”。有一天瓊對我說她今晚要穿一件特別性感的晚裝去和小八歲的男友見面，吃晚餐，然後去聽一場流行音樂會，去聽排行榜上的歌，這種歌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際歌，人人會唱，人人愛聽，唱一陣過去了，再換一批新的。雖然我不認同她的說法，可其中有一個道理大概是真的,國際歌也是流行曲，是崇尚暴力，殘殺異己，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這個時代的流行曲，一首人走曲終的流行曲。
唯物主義的經驗告訴我們，事物都是有兩面性的。一個老闆，或者叫他資本家前面還要加一個反動的外國人，他說他知道國際歌。他叫邁克,純撒克遜人。我第一次開口說：“I an looking for job”就是沖著他說的。他繼承他曾祖父留下的生意.兒子幫助他在幹,孫子假期也來幹。可邁克的興趣不在生意上,機器舊了他不換新的，廠房漏水不去修屋頂而是在下面放個桶,結果產品越做越老，成本越做越高,生意越來越差,慘淡經營.可邁克活得滋潤無比.他主要興趣是研究家譜.記得剛認識他時他才收集到三百多人家族情況，而現在通過英特網居然查到他的家族中七千人的情況.為此他的汽車每年要滾掉四萬公里的路程,每年飛一次海外去那些教堂查堆滿灰塵的婚喪檔案,拜訪遠得沒邊的親戚。當年我挺恨他的，剝削了我這麼些年,從不長我工資，自己吃喝玩樂,我想總有一天我們工人聯合起來造你的反,可奇怪的是工人們沒有一個象國際歌中唱的: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可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他們認為老闆日子好過,他們才好過日子,老闆有錢賺,他們才有飯吃,老闆有好車開,他們就不會走著上班.邁克有時會走到你的工作臺旁問你各種問題，比如，你嬸嬸的弟媳還在教書嗎?你知道中國的太極拳楊式和陳式有什麼區別?為什麼澳洲人這麼笨,會花五元錢去吃漢堡包而不去吃一盒叉燒飯?漢語中的四十四為什麼我老發不准?
在一次例行每月中國式聚餐上，(只限我和邁克兩家人)邁克拿著一張從中國長城邊拍下的一塊宣傳牌問我: “我發現這塊牌上的英語拼錯了，可是想來想去不知錯在哪兒?語法,單詞都沒問題,但就是讀起來不舒服。”我接過照片一看，樂了:“老邁同志，您的英語不是頂級的，不過就是讓莎士比亞來寫這塊牌子，您老也未必會感到舒服。這不是文字的差異，而是意識.觀念.生活習慣的差異，您邁克是活到老，學不了啊!”牌子上這樣寫道：不要隨地亂扔果皮，不要隨地大小便。簡潔，明瞭，通順，顯目，對仗，押韻。問題是咱們中國人卻從來沒有對此產生過任何異議。邁克知道國際歌，我唱上一句，他還能接下句，到最後“一定要實現！”我們還可以合唱。這著實是一個違反規律的現象。這是一首無產階級工人自己的歌，可沒有一個無產階級工人會唱，願意唱。一首號召無產階級砸爛舊世界，換取人人平等的新世界檄文，卻沒有一個無產階級回應。我問邁克從哪兒學會這首歌的，邁克不好意思地說是陪太太看了五遍麥當娜主演的《貝隆夫人》中學會的。邁克是著名的“妻管嚴”。這歌對他沒有什麼實際意義，只是旋律順口，聽聽蠻好聽，也有可能當年工人對他曾祖父，祖父罷工時聽過。總之，唱也罷，聽也罷，澳洲的天還是這麼藍，空氣還是這麼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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