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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记忆
—— 写在文革四十周年之际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四点，所有的电台播放了一条消息，伟大领袖毛泽东与世长辞。有的人开始发愣，有的人开始哭泣，我心中一阵狂喜，悄悄地离开公司奔跑回家。我只有一个念头：喝酒，多喝点，喝到醉。我知道一个时代结束了，人们无法预料下一个朝代会是怎么样的。但是我坚信：不希望比这个朝代更坏了。
六六年的年初，我才十一岁，但对政治已经很敏感了。自从有记忆开始，有分辨力开始，我就把父亲、监狱、反革命、国民党归於坏人一类﹔把新中国、共產党、毛泽东归於好人一类。而且我很清楚从小朋友在玩耍的过程中对我的指指点点，我肯定不属于好人一类。真的很冤枉，为什么同样生活在一个环境中，你偏偏就是好人，我是坏人？所以每当有人提起父亲、国民党、监狱什么的。我马上知趣的离开，因为我不是和你们一个群体的。长大以后才知道不属于一个阶级的，不同阶级的人是不能苟同的，是你死我活的。
我清楚的记得从广播听到《炮打司令部》这篇文章时，我就感到出了什么大事。播音员的语气、声调都和往常不一样。它坚定、自信、从容、不妥协、不用怀疑。任何人的情绪都被调动起来，而且觉得应该以第一时间和这个声音出现在一起，如果站在这个声音的反面，恐怕会大祸临头。因为这个声音的气势已经决定了一切！
说实话，每个人都是兴奋的，包括我。楼上住的是一位中学女教师，她是我记忆中第一个被红卫兵开刀的。她站几个板凳搭起来的批斗臺上，头剃成了阴阳头，一个女红卫兵把一桶浆糊从头往下倒，浆糊里面好象有些红的顏料，一缕一缕往下淌。红卫兵一阵一阵高呼著口号，女教师脸上没什么表情，闭着眼睛听天由命。不时有人上去把她的头往下按一按，说声“老实点”。最有趣的是看大字报，名字倒着写，还打个大大的红叉，罪名是资產阶级教育路线，毒害无產阶级下一代等。一看大字报你就觉得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条条罪状都是想復辟资主义。像对面有个民办中学，那天斗的是一位男的体育老师，一位女学生一边控诉一边哭，说体育老师上体育课时在帮助她翻跟头时摸她们的腰和屁股，违反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不调戏妇女。几个不知是真还是假的号称北京来的红卫兵，说着国骂，操着皮带头就朝男教师的头上抽过去，每次都发出金属一样的声音，我站在下面看，心想如果抽在我身上，那一定是疼的不得了。谁换上谁都受不了，难怪革命队伍中会出叛徒。第二天我又去对面看批斗，没看见，只见大标语上写著：XXX死有余辜，我想他一定死了。昨天我看他时皮带抽在身上已经没痛感，只是抖一下而已。
几十年后，我一直在想，当时如果是我，我会反抗吗？一个大活男人，有的是力气，这种黄毛丫头，我先捏死几个再说。但是在那个时代，任何一个人都屈服了，从心灵到肉体。就象我们面对十字路口的红绿灯。红绿灯不可怕，可怕的是它背后的君皇意志、国家权力、变态的民族和无序的制度。那些日子很开心。不用上学不说，到处都是批斗会，哪儿有会哪儿去，慢慢地对批斗会的程序也就熟了。批斗会有个重要的环节就是一旦有人上臺揭发罪行，此时口号四起，群情激奋。动作就开始粗野，此时被斗人一定要老实、谦卑，大骂自己的不是人，不是东西，而且証明自己已经是死定的人来博取同情。情绪这个东西在一定的场合比瘟疫还要厉害。它传递速度呈几何型，土改时斗地主，只要有一个人说“杀了祂”，十个人会呼应，百个人会举手，千人叫好。二百万的地主头就是在这种场合下杀掉的。
我的家也被造反派抄了。对抄家我是又恐惧又期盼。恐惧是我看到抄家后惨状，别说翻个底朝天，还要来个天朝地。我的家被抄比文革还早十一年。所以我想肯定没有什么东西有人感兴趣，没有美钞、没有黄金、没有尖头皮鞋、没有变天帐，只有一些书而已。按我心里的标准，我们应该被抄一次就像上飞机安全检查一样人人平等。凡是敌对阶级的家庭在文革中也先应该过这个坎。与其天天在担心和恐惧，还不如快点来抄吧，抄完了就安心了。抄家的人来自母亲单位，这些人大多都认识。因为小时候进的是单位的托儿所、幼儿园。这些人以前见到我时又抱我又亲我，我也觉得她（他）们是非常可爱的人。可是当他们站在翻得一塌糊涂的屋子中央对我讲话时，怎么完全变了另外一个，手插在腰间，脸拉得很长，语调干巴巴，凶得要命，而且非常不礼貌，他们的脚可以放任何地方而不觉得难为情。
文革中，虽被歧视，但不孤独。我们的弄堂叫“三安里”，是个西式里弄。它不大，一号到五号，一楼到三楼，总共十几户人家。开始有一家倒霉，觉得抬不起头来，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阶级敌人越来越多，远远超过了百分之九十五是好人这个界限。终於到了全世界地富反坏右联合起来这一天了。一个工人阶级家庭把一个资本家赶出去后抢佔了他的住房。我们觉得一个纯工人阶级的血统的人住在这弄堂里是不合适的。的确，我们已经被贬为社会最底层。可我们心里还是觉得这些人应该在我们之下。于是一帮狗崽子在他们家门前放肥皂，门缝下灌水，朝窗里扔垃圾，甚至找机会把那个工人阶级的孩子暴打一顿，不能说这样做目标很明确，只能说是有方向的发泄。
大哥爬火车去北京见到了毛主席，虽然在以后的描述中，毛站在天安门上比蚂蚁还小，压根没看见什么。可我们还是羡慕得不得了。见着皇上了，身上都沾著仙气。我们作弟弟的也颇为感动、振奋。当大哥步行去井冈山时，我和二哥再也坐不住了。扯着大旗，步上了后尘。有两个英国年轻的记者要考証和体验一下这个号称举世无双的长征，结果怎么走也只走了六千华里，有人告诉他们应该把几个方面军各自走的路线加起来才是。但是，加起来以后一万华里还不到，离事实相差甚远。可长征这个字眼在那个年代意义非同寻常，影响整整一代人。记得很清楚，那时我十一岁，穿上了哥哥四十二码的大鞋，还在鞋内擦了肥皂，这样做不会起泡。我们目标也是江西的井冈山，出发时举着旗，还唱着歌，但是只走了两个小时，徐家汇还没到，离自己家只有一毛五分钱的车程，我已经后悔了，累得我拖到了队伍最后。“长征”路上有很多好笑的事，有一队骑着一辆“黄鱼车”（脚踏三轮车）长征，大家轮流骑，看上去快，结果比我们还慢。有些长征队在公路上扒手扶拖拉机，有些更甚，爬在火车（货运车）顶上，还插着长征的大旗。我的想法是，既然是长征，就必须一步一步走出来，为的是学这种精神。这种投机取巧是无法达到真正的革命目的的。如果既想得到目标，又省力，只有一个办法：五十说一百，一百说一千。
走到浙江嘉兴，去看了“一大”开会的船，激动的革命小将围着“圣船”高呼。可是南湖里却不时漂过来一具具尸体。当时嘉兴武斗得很厉害，双方都把死人往湖里扔。长征途中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关卡。关卡不是政治性的，而是防止脑膜炎，每个人鼻子里都灌了许多甜甜的东西，一天要灌好几回。据说脑膜炎也死了不少人。长征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不过有一个副產品。每走到一个接待站，除了可以免费吃住外，还可以得到个纪念章。当发现路漫漫无尽头，走得快趴下来时，想到可以有个纪念章，精神相当鼓舞。这在今后交换纪念章的市场上有了立足的资本，不过这种爱好很快就放弃了。走到杭州花了七天，我认为革命到头了。当时串联有个说法叫不游山玩水，这个戒命我倒是严格遵守的。我们去杭州大学看大字报﹔去岳飞的墓朝秦檜吐了口唾沫﹔去钱塘江大桥凭吊蔡永祥烈士，据说他搬走轨道上的枕木，救了一火车的红卫兵，现在証实这场闹剧是假的。我企图在轨道旁捡一块带有烈士鲜血的石块，结果没找到。此时，我隐隐约约感到这场革命形式大於内容，每个人都在为一种非常空洞的东西亢奋、激动！忙乱了一阵，不知道最后为个啥。
暑假，家中无人，去隔离审查的，去“五七”干校的，去黑龙江插队，我只好去南京表姐家。在期间，居然和当时任江苏省委书记，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有过几次交往。文革间为了扭转“北煤南运”，许在江苏开发了许多小煤矿，和现在一样，矿井设备差，采矿素质也差，所以经常死人。表姐夫所在研究所没事干，却被任命当了矿长，如在矿上呆一星期，起码见许世友三次，经常可以坐在一间房内听他发号施令。时间长了，不免有些脸熟。有一次去中山陵水库游泳，许那时候在美龄宫，坐著吉普，半个身露在外面，脚上蹬了一双麻鞋，看上去和草鞋差不多，鞋面上还有一红绣球。车子从山上小道上下来，到我们面前停住，冲著我就问：“你是从哪里来的？”“上海。”“为什么不回去復课闹革命？”“现在是暑假。”“暑假也要闹革命，回去！”那样子凶的像野猪头的，以后也碰见过几次他的吉普，我都先让开了。我实在不喜欢这类人民的公仆，一句好好的话为什么硬要说成这麼干巴巴、恶狠狠的。等我长大了，慢慢地我知道这是皇帝和草民的关系，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从来就没平等过。
七二年九月份那一天，我正好在崇明岛建设公社种田，生產队长要大家放下手中的活，就在田里向我们传达了中央文件，说林彪叛党叛国，在蒙古的温部尔汗撞死了，吓了我一大跳，有乡下女人还吓得哭出声来，说有人要害伟大领袖。生產队长此刻就象变了一个人，大骂林彪不仁、不礼、不义，并说他早就看出他不是好人，从他的长相、举止、言词中发觉他肯定是坏人。我心里纳闷，你这个队长前些日子不是刚刚把早请示那块“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的碑重新整了一下，怎么变得这麼快。最后我发现，不是队长变得快，整个社会都变得快。他们从忠诚到愤怒，几乎没有过渡，所有的信仰根据一个人的脸色都可以轻易改变的。原来我认为是一次例外，现在我不得不承认这已经是一种民族传统了。
文革中有一件事令我一直亢奋不已，那就是反动标语。那时候，三天两头就会出现反动标语 ，每次都会钻进人群去看，一边看一边把手伸在口袋里比划着，生怕这字像我写的，别人会怀疑我。反动标语分两种，一种是较软性的，比如“文化革命好个屁”“红卫兵是土匪”﹔一种比较激烈，比如“杀掉毛”、“打倒共產党”。每当我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心里总归有一种奇特的感觉，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拥护这个政府，这个政权。我在想象这些人写这字时的勇气和胆量，甚至我希望这些人最好不要被抓住，我甚至於想了许多那些不被抓住的办法﹔用左手写、用嘴巴写、用脚挪着笔写、把眼睛蒙起来写，甚至倚墙倒立用头晃动著写。因为我确信共產党一定会把形形色色的坏人都抓住的。事实上，好象永远抓不完。反动标语有个规律，它往往出现在厕所中，不知人们在生理发泄的同时想到了心理发泄，还是在心理发泄时引发了生理发泄，总之，在一个阴暗的时代人们只能用这个低级的办法表达心中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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