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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瞿阿姨
琢磨了一輩子也沒搞清楚居委會主任是哪一品官。說它是大官，實在不像。這個官管什麼呀？不就鄰裏之間雞毛蒜皮,七姑八大姨，那些剪不斷，理還亂的小事。很多公務都是主任穿著拖鞋，披著睡衣現埸辦公給解決的。這官是世界上最不像官的官，最沒有人想當的官。如果說它是小官，您倒又錯了，它是中央四級政府直屬單位，是直接讀到紅頭檔的一級組織。居委會管轄的範圍，少說也有幾千戶居民，與軍隊比，至少是個司令，與企業比，不是總裁還會是什麼？可在司令、總裁的眼中，居委會主任算個什麼東西。那年，瞿阿姨當上了居委會主任，工資一百二十大毛！
瞿阿姨本是革命群眾，是執行政策的積極分子。這次能當上主任，主要是她在外交戰線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表現突出。瞿阿姨說這個主任是用命換來的，那是三十年前的舊事。事情是這樣的：聽說美國總統尼克森要來訪問中國，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說可是政治生命中的頭等大事，這個帝國主義國家，反動派的總統要來看看咱們的新中國，看看中國人民經過文革洗禮後的新面貌,是帝國主義向社會主義朝拜來了。我們怎麼反映新面貌？光看一個樣板戲是不夠的，所以中央發了一個紅頭文件，一定要把環境衛生搞好，搞得好上加好。里弄裏衛生比較差的當屬垃圾筒莫屬。雖說是政治生命中的大事，比吃飯、睡覺、娶老婆更重要，如果政治生命死了，人活著就沒啥大意思了，但老百姓在這件政治生命中的大事中作不出什麼直接具體的貢獻，那只能拿這個髒垃圾筒開刀。瞿阿姨是一馬當先，又是洗,又是刷,洗了一遍又一遍，涮了一次又一次。如果你穿著的確涼在垃圾筒上打個滾,白襯衫上保證一塵不染，比垛菜板還幹浄。只見白白的石灰水，黑黑的鐵皮蓋，上面再寫段猩紅的最高指示：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這玩意無論遠看還是近看，怎麼看怎麼舒服。瞿阿姨洗這個垃圾筒已經好幾個星期了，上級領導也帶了好幾批人來參觀過這個垃圾筒，併發了號召,要求全區的垃圾筒都要向這個看齊、學習，以實際行動迎接中國外交史上的偉大勝利，瞿阿姨更是嘔心瀝血，一天二十五小時、一星期八天的守在旁邊，守住共和國的一座豐碑。奇怪的是沒有一個人問過美國的垃圾筒有這麼幹浄嗎？美國的總統會來看這座垃圾筒嗎？沒人問過不等於沒人想過，瞿阿姨睏得連眼皮都睜不開時倒的確想過。
瞿阿姨是里弄為數不多無產階級，瞿阿姨說是她運氣好。當年她父親又做生意,又娶小老婆,又抽大煙。抽著抽著，生意倒了，老婆跑了;抽著抽著，奇跡發生了，當她父親把家中最後一分錢也化成白煙時，瞿阿姨迎來了誰比誰更窮的新時代！瞿阿姨解放後打心底裏感謝她的父親，是他把他們由資產階級帶到了無產階級，是他把他們由不革命帶到了革命。錢和覺悟、忠誠成了反比，當瞿阿姨家中四面徒壁的時候，她的覺悟、忠誠無疑是最高的，她甚至看不起高爾基和保爾.柯察金，他們還有牛奶麵包吃，而她家早就揭不開鍋了。
當尼克森總統喝了幾瓶中國茅臺回到白宮已經睡了幾大覺的時候，堅守在垃圾筒旁的瞿阿姨不免有些失望，就算你是美國總統，給個面子也得來看一看，雖然臉上咱們恨美國人，可心裏……嘿，怎麼說呢？歷史留住了瞬間，卻代表著永遠。多少年後，垃圾筒的事早被人們忘得一干二浄，連瞿阿姨自己都懷疑這是她幹的嗎？不過她覺得作為一個中國老百姓就應該幹些不需要知道結果的事，上面怎麼說，我們怎麼幹，連懷疑一下都是動搖我們的忠誠，是種犯罪！沒有這種忠誠，這麼偉大的一埸革命是無法成功的。瞿阿姨一直想加入組織，據說這是最神聖的理想。可她不敢，她知道她屬於無產階級，但不屬於純無產階級，純無產階級連一條內褲都是向別人借來的，有時還借不到。她沒到那個份，她屬於亞無產階級，底色是紅的，刷上紅漆會更紅，底色是黑的，即便是刷上紅的，遲早也會褪色，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把紅的顏色不斷地加紅，加紅，直到黑色被別人忘卻。有天晚上，她管轄內的一戶居民發生了口角，還動了手。作為主任的瞿阿姨一頭蓬發趕到現場，她的確是真心的，希望每家每戶平平安安，快快樂樂地過日子。瞿阿姨已經無法統計處理過多少次這類的家庭糾紛，這就是她的工作，她的責任範圍。可這一回有點小小的意外，一隻開了口的茶杯飛到了瞿阿姨的臉上，口子不大，血到不少，但是效果極為震驚，血象火山噴發的岩漿，慢慢地往下滴，流到鼻孔處，不時會形成一個個氣泡，嚇得這家人趕快送瞿阿姨去醫院，可瞿阿姨用手拉住門檻堅定地說：“不！如果你們再吵，我就死在這兒。”
紅色是一種標誌,紅色是一種象徵，紅色江山是用鮮血染成的，紅色的後代是從血裏走出來的，紅色會給人帶來一種恐懼，紅色又會幫助一些人從中得到快感。瞿阿姨臉上的血跡停留了好多天，遠看象鬼，近看還是鬼，可她不管，照樣掃弄堂，通陰溝，寫黑板報，繼續走街穿戶，訪貧問苦宣傳黨的好政策、好方針。有人勸瞿阿姨，這樣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老百姓也受不了，有誰把獻上自己生命和鮮血直接寫在臉上的。瞿阿姨可不這麼想,她覺得已經把自己的畢生精力，應該說把自己的全部力氣都花在這事業上了。有時她也感到累得不行，快頂不住了，她想用實際行動來認同這個組織並加入它。可這個組織好象並不在乎她，天天在進行考驗，卻遲遲不見結果，甚至聽說她這樣出身的人，只能算一代紅。她想她可能和出生的年代有關係，如果象董存瑞、黃繼光只用一秒鐘就決定英雄還是狗熊，那比現在無休止地考查不知好多少倍。瞿阿姨是當上居委會主任那一天就把申請書放在袋裏，多少年了,揉得比大便紙還縐，可瞿阿姨還是沒敢把它交出去，這次的確是個機會，但直到臉上的血跡全部褪去，那東西還在袋裏！
有些事情瞿阿姨的確也鬧不明白，她除了懷疑自己的忠誠外，還懷疑自己聽覺和視覺出了毛病，那天在居委會讀蓋著紅印的中央文件，讀著讀著，瞿阿姨的手開始發抖，心裏開始發毛，說什麼經濟發展了，人民生活好過了，可精神污染了，污染主要標誌就是有了答錄機。道理很簡單：在當時，有答錄機一定有磁帶，有磁帶一定有鄧麗君，有鄧麗君一定有《何日君再來》，有《何日君再來》一定是盼日本人再來，盼日本人再來一定是盼做亡國奴，盼做亡國奴一定是不要社會主義，不要社會主義一定是精神污染……。吹毛求疵，形而上學肯定不是中國人的發明，因為咱們祖宗沒那麼蠢，但吹毛求疵，形而上學肯定是在中國被推到歷史前所未有高度的。因為中國人太愛它了，它可以無中生有，它可以顛倒黑白，它可以似是而非，它可以把一個正常的人變成一個自己也不知道是人還不是人的人！
瞿阿姨家也有一台答錄機，答錄機也有磁帶，磁帶中也有鄧麗君，也有《何日君再來》。瞿阿姨打心裏喜歡她的歌，聽了十年吵吵鬧鬧的樣板戲，瞿阿姨覺得鄧麗君的確唱得好，歌聲和臉蛋一樣，永遠是那麼的甜，那麼舒服。別說瞿阿姨，千家萬戶哪一個人不喜歡她，有人說中國的改革開放，讓人們看到外面精彩世界，最早的人是小鄧（麗君），而不是老鄧（小平），瞿阿姨想想真得有道理。可中央文件放在你的面前，白紙黑字，字字真切，句句真理，它可代表政府，代表法律，代表意志，難道政府錯了？不會吧,瞿阿姨又否定了自己，政府什麼時候錯過，讓你說話沒錯，不讓你說話也沒錯；要你生十個、八個沒錯，要你只生一個也沒錯；吃大鍋飯沒錯，餓死你也沒錯；鬥地富反壞右沒錯，鬥天鬥地鬥自然也沒錯。這次政府要鬥答錄機，想想也不會錯。瞿阿姨心裏自然也彆扭，唱幾首歌就能把長城唱倒，國家唱垮？這紅色江山也未免太“豆腐渣”了吧。
可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瞿阿姨幾十年養成的政治慣性發生了作用。她找答錄機的擁有者，也就是她的兒子進行了談話，“最近中央發了紅頭檔，說為了清除精神污染，鄧麗君的歌就別放了，好嗎？”“你敢！”“媽媽做主任的有難處，不帶頭怎麼能行，那麼能否把聲音放得輕點？”“你敢！”“求求你了，要聽到外面去聽，到馬路上去聽，到外國去聽，我的小祖宗，好嗎？”“你敢！”“要是不依,我砸了這答錄機。”兒子揣起答錄機放到了瞿阿姨手中，一字一句：“你,敢！”
這埸運動在瞿阿姨的記憶中是最短命的，只有二十幾天。瞿阿姨活這麼大，經歷過的各種運動，可謂不少，一般運動的形式瞿阿姨閉著眼睛也能想的出來：第一發檔，第二發社論，第三總動員，第四總有人跳樓、吃藥、吊房樑、開煤氣，第五揪後臺，第六運氣好的話平反，以前說過的不算，咱們重新再來。周而復始，掉腦袋的命不好，活下來的感謝政府的英明偉大。和兒子談完話後，兒子推開窗戶，加大音量，非鄧麗君的歌不放。阿姨真是焦急得不得了，自己家的工作做不好，有什麼臉去落實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原先瞿阿姨想得好好的，只要兒子不聽了，她就可以挨家挨戶去宣傳不要聽靡靡之音了。先禮後兵，下一步她就要帶人動真格，抓鄧麗君了。可是，就二十八天，這埸運動搞不下去，瞿阿姨怎麼都想不明白，政府居然連個運動都搞不到底。她一個星期躺在家裏沒去居委會，她真的感到失望，一旦這個社會失去了運動，失去了人鬥人,人整人、哪里還有什麼動力，社會還能前進？還要我們這些幹部幹什麼？
瞿阿姨快退休了，這和她兒子有關。她兒子書沒念好，覺悟低，講話又沒水準，看上去就像和打砸搶的人生出來的，一點不像瞿阿姨，永遠忠誠什麼，熱愛什麼，還總想這輩子能在共產主義過幾天舒服的日子。為了這個夢，瞿阿姨可以說是奮鬥終身了。但有時心裏隱隱作疼，為什麼越來越多人討厭這美好的理想，包括這個不爭氣的兒子。兒子推開窗，扯著讓全世界都聽得到的聲音：“歇歇吧，別再當什麼主任了，中國少了你們這些主任，天下太平。你以為天天搞運動,天天整人就是愛政府，就是愛國？呸！中國全被你們這幫愛國的人搞要吃沒得吃，要穿沒得穿，該死的死了，不死的也快了。”兒子朝窗外吐了一口痰，又咽了一下口水，繼續罵道：“你當我做你兒子光榮，算了吧，人家都說你媽得了政治運動狂燥症，看見文件就犯病，自己是什麼東西都不知道。別再運動了，回家躺著，國家還有救，還算運氣好的，這病沒遺傳！”
兒子的話瞿阿姨一句都不贊同，可這個主任是沒法當了，瞿阿姨意識到自己的美好政治前途就毀在了這個不爭氣的兒子手裏，她從心裏無法與這一代人苟同，他們對革命，對理想既不憧憬，也不衝動，他們只愛自己，不愛社會。兒子甚至說只要和他媽或者比他媽更大的官的話，他一概不聽，因為不知他們在說什麼，即便說了，從來不做，即便做了，也和說的不一樣。瞿阿姨覺得兒子是沒有希望的一代，是垮掉的一代，是根本不珍惜政治生命的一代。她退休了，沒有什麼命可以讓她革了。但兒子畢竟是兒子，他從心裏知道他媽媽要什麼，知道她需要各種不間斷的政治運動啟動她的機能，調節她的情緒。這種亢奮不知明天是否要進天堂，還是地獄？如果，你在晚年扭轉她一生執著的追求，打破心中的幻想，這會造成多大的痛苦，就像魯迅所說的長期關在黑屋子裏的人突然見到光明一樣，對身體是絕對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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