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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魏巍意见书——建议冯小刚修改重拍《集结号》
来源：民主中国
魏巍先生，不知“08雪灾”期间有何救灾壮举或妙论？网上拜读你和武兵诸位“原教旨毛派”的大作《我们对电影“集结号”和洛阳毁陵经商事件的几点看法》，受益良多。现略述心得如下。
首先，我非常赞同你等将电影《集结号》和“洛阳毁陵”事件以“系统论”联系起来整体分析批判。“这两件事，很是巧合，《集结号》中的‘九连’，就隶属于中原野战军，而原本安息在洛阳烈士陵园中的烈士，也属于中原野战军。”这两件事有深刻内在联系毫无疑问。受你启发，我拟诱逼冯小刚修改重拍《集结号》——主要是改动结尾。
《集结号》的原结尾叙述，47名被认定“失踪”的战士，在连长谷子地的多年坚持上访呼吁下，终于被上级甄别平反，在烈士陵园隆重立碑宣布为烈士，每人家属都享受了烈士待遇，从此苦尽甘来，皆大欢喜。如此“大团圆”的结局，从艺术上讲，是大俗大落套的“光明的尾巴”；依现实而论，是粉饰太平的伪艺术。因此应该参考“洛阳毁陵经商事件”修改，其方案是——
47名“失踪”烈士刚刚平反立碑，当地政府派出一个招商访问团赴香港台湾招商引资，结果请来了当年在战场上已投降却被谷子地背信弃义击毙的一个蒋军战士的女儿——台湾“老兵财团”的董事长。这个台商女老板考察了当地的投资环境后，非常满意，愿意斥巨资在当地发展一个“两岸三地”旅游项目。但是，她提出一个重大问题：那47名“失踪”烈士的纪念碑，严重破坏了当地风水，特别容易让人想到中共军队的残酷和食言而肥、言而无信：当年中共能随意改变不杀俘虏的承诺，今日和今后，是否会永远遵守合资合同，永远保护境外投资者的财产和权利呢？会不会再来一次1955年的“公私合营”运动，以假赎买没收资本家的资本呢？为了表示今日的“中共改革”确与昔日的“中共革命”判若两人，真正“与时俱进”了，“三个代表”了，“科学发展”了，那么必须纳一个“投名状”的实际行动来验证——将那47名“失踪”烈士纪念碑拆掉或搬迁到至少一千里外的荒山去，以让台湾人眼不见心不烦；或者在烈士陵园里加立一个当年蒋军投降士兵被冤杀的纪念碑，以示平等——当年的战争并非什么“解放战争”，不过是“夺权内战”，双方战死者皆冤皆壮烈。如此方能显示今日大陆政府真正有诚意让国共两党和谐共生，让“姓资姓社”和平共处。
这一提议事关意识形态大局，当地政府非常为难，但经全市居民网上热烈讨论“公投”，特别是台湾女老板以特别的方式宴请了当地党政领导人之后，当地政府发起“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终于大胆决策：同意在烈士陵园47名“失踪”烈士纪念碑旁边立一个同样大小规格的纪念碑，集蒋介石手迹题为“国军烈士纪念碑”。政府新闻发言人说，既然我们今天允许蒋介石的家乡保留、重修蒋介石母亲之墓，并且欢迎蒋介石墓迁回大陆，准许台湾同胞将骨灰迁归大陆安葬，为什么不能让当年在大陆战死的蒋军士兵立纪念碑呢？只要注明，这个碑是由台湾人建立而非中共建立，就名正言顺了。炎黄子孙皆有在华夏神州立碑纪念自己亲人友好或团队的权利。如果大陆到处都能有“国军烈士纪念碑”（曾坚决英勇抗日的蒋军将士理当纪念），这对台湾回归祖国、国共真正合作一定有极大促进作用，对2008北京奥运的成功举办也一定大有推动。
此事最后报经上级统战部批准后予以实施。有关部门还受此启示，决定废除1980年发布施行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重新颁布《烈士褒扬条例》之“烈士管理新办法”，将“烈士”与“革命”分离，此后所有“革命烈士”，概称“烈士”，不得再叫“革命烈士”——现在的中共已从革命党变化了执政党和“三个代表”的“全民党”，哪能还有“革命烈士”？此消息由《美国之音》在2008年2月28日报道，谷子地闻讯后，赶到“国军烈士纪念碑”揭幕仪式现场，在万人澎湃的人群中，高呼“与烈士同归于尽”——用自制的手雷将自己和周围多人炸死，以死抗争！结果，一个曾经写过《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中共老随军记者带领许多离休老战士赶到当地请愿示威，与当地市民暴发激烈冲突。终于惊动中共“第四代核心”，启动“国家危机紧急应对预案”，一面调动大批野战军包围当地，一面宣布立即将当地党政领导全部撤职，以“政治腐败”查办，推倒已建立的“国军烈士纪念碑”，宣布废除《烈士管理新办法》，并拨巨资重建革命烈士陵园和47名“失踪”烈士纪念碑。
于是，那个台湾女老板含泪离开大陆，从此世界各国周游演说，演说的主题是：中共大陆永远出尔反尔，永无诚信！历数中共1950年撕毁《共同纲领》，发动“土改”、“镇反”运动；1955年废弃统战承诺，开展“公私合营”、“肃反运动”；1957年翻脸不认“号召帮助整风”，将百万知识分子戴上右派高帽；1966年毁约“刘少奇接班”，1971年否认党章规定“林彪同志是接班人”，大力“批林批孔”，1975年否定“人才难得”，全国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89年抛弃“政治体制改革承诺”，制造“六四风波”……
魏巍先生，如此这般修改后，可能会出现由“看了《集结号》，知道组织靠不住”，变成“看了《集结号》，知道中共靠不住”，但却将你等所担心的“恶搞英雄”、“颜色革命”、“完全颠覆了中共美化‘革命战争’的一贯方针”等问题更加“三突出”，更加“既揪了全国人民的心，也开了全国人民的眼”，从而，更有利于激化事态，达到你等期望的结局——无数外商外资纷纷撤离大陆，中国大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终因一个《集结号》电影戛然而止！……
利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机，发动一场思想政变：重新批邓！从告别改革到回归革命！——彻底回归到“两个凡是”，回归毛泽东思想！这是何等激动人心的“三千年未有之变”！魏巍等人成为这一“惊天变局”的“集结号”，这是何等的千古英雄！……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以第四代新核心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无坚不摧！
如同意上述修改，请尽快回复，以便我等正式诱逼冯小刚据此修改重拍《集结号》。
汉阳朱健国再拜。
2008年 2月20日初稿，3月5日修订 于深圳 早叫庐
附件一：
我们对电影《集结号》和洛阳毁陵事件的几点看法
作者：魏巍 马宾 李成瑞 刘实 韩西雅 柳村 武兵
最近，在国内各地影院正在红红火火地放映一部军事题材的贺岁大片——《集结号》。这部影片是根据杨金远的小说《官司》改编的，由刘恒编剧，冯小刚导演，华谊兄弟影业公司出品。据媒体报道，目前该片的票房收入已突破2亿元人民币。这笔不小的收入把一些文化官员的头脑也搅得不够清醒了。
《集结号》故事并不复杂，背景是发生在1948年到1956年间。在一次战斗中，执行掩护任务的47名解放军战士在连长谷子地率领下被要求坚守4小时，听到集结号后撤退。但他们坚守了十几个小时，也没有听到撤出战斗的集结号，最后47人全部战死，仅剩连长一人侥幸生存。但胜利后，这些牺牲的烈士却被列为“失踪”人员。幸存下来的连长谷子地为了让牺牲的战友获得烈士的名分，费尽了周折。小说《官司》原来的故事是，负责阻击的连长要分散在阻击阵地的四十多个战士听见他吹集结号就撤退，结果号兵牺牲了，集结号就没有吹，《集结号》电影却改为团长给担任阻击任务的连长下命令，要他们在大部队转移后派号兵回来吹集合号再撤退，但是团长为了怕全团被咬死，根本没有安排吹集合号。这看似很小的改动，其寓意和效果却大不相同了。
《集结号》上映后，社会上议论纷纷，反响强烈，并且褒贬不一，分歧较大。广电总局，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以及其它一些媒体给予了充分肯定，用“深刻的人文关怀、独特的艺术构思、现代的电影语言、真实的历史场景”等美誉加以形容，称赞它“宣扬了主旋律”，“开创了军事题材电影的先河”，“吹开了国产战争大片的新时代”云云。
然而，广大观众和众多媒体，特别是网络，对这个片子是持否定态度的。尤其是那些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同志，看了这部片子以后，很是气愤，批评意见很多。
与《集结号》几乎同时发生的还有另一个引起民愤的事件——洛阳烈士陵园部分被毁掉改作商业墓地。这两件事在如何看待和对待牺牲的革命烈士问题上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它们所带来的恶劣影响是相同的，就是动摇军心，瓦解士气。
这两件事和有关评论，引起我们深深地不安和忧虑，我们认为其性质和事态是相当严重的。
这部影片模糊和抹煞了解放战争的正义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斗争形式。也就是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有史以来的战争就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战争，一类是非正义战争。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等战争，就是促进中国和世界进步的战争，毫无疑问，《集结号》所反映的解放战争，就是一场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革命战争。不打败蒋介石反动军队，不粉碎他们挑起的背后有美国支持的内战，不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无产阶级就不能夺取政权，就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就不会解放人民，就不会建立起进步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然而，这部电影却力图抹煞这场战争正义和进步的性质。先听听编导人员的初衷。编剧刘恒（全国作协副主席、北京市作协主席、《北京文艺》主编）在《南方周末》上谈到《集结号》的主题思想时说：“第一，我们不讨论战争有没有意义；第二，我们不讨论牺牲有没有价值。”影片的监制陈国富对记者说：“毕竟讲的是国共内战，我们因此特意避开其正义、邪恶之名的争论，让观众看具体故事，而不是看战争本身。”导演冯小刚说：“传统的战争片是为政治服务的，这个电影，还是从市场切入，希望在市场上能够赢得大部分观众。”“我的立场很鲜明。电影里的人不是自愿成为烈士，在被动情况下，他们把命都搭进去了。”
再看看某些报刊的评论。《南方周末》2007年11月29日在《摆脱“土匪史观”、跳出“内战思维”》一文中，引用了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天石的话，他说：“中国近代史原来的解释，建立在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基础之上。在近代中国，国共两党既有合作也有分裂。其中对立最为严重的时期是1946年到1949年这一段，任何一方都试图打倒和消灭对方，你死我活。在这一情况下，两党都对中国近代史形成了自己的解释视角，都要运用历史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因此，这个解释的特征概括来讲，可称‘土匪史观’：彼此互称为‘匪’”，“比如，我们曾经称国民党为‘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最近几年，甚至还有这样的观点：‘国民党和蒋介石都是假抗战，不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是受英美帝国主义主子的指使’，这种史观导致出很多荒唐、谬误的观点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他说：“两方都不是‘匪’”，“有必要重写中国近代史，彻底摆脱这种‘土匪史观’的影响。”杨天石说得很明白，既然国共“两方都不是‘匪’”，二者之间的战争也就无所谓正义非正义、进步与非进步、革命与反革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了，由此，在他看来，解放战争只能是“内战”，“革命烈士”也只能是“内战炮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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