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月又到了上海交大校庆了（4月8日），刚好正在读于光远写的一本书，其中除《在陆定一领导下工作》这篇专文外，还有多处提到这位老学长。也提到了钱学森。阅后深有感触，如用一句话概括，便是：“科学家未必讲科学，政治家也会说实话”。
   
    陆定一（1906.6.9--1996.5.9），江苏无锡人，1925年入南洋公学（交大前身）就读，加入中共后长期从事宣传工作。1949年中共建政前颇受毛宠信。但50年代初任中宣部长时，其副手胡乔木实权反在其上。后来甚至一度被习仲勋取代而改任副部长。50年代中期重任部长，但对文艺事务的影响力远不及周扬。不过，1956年5月26日，他应中科院院长兼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邀请，在中南海怀仁堂向科学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反响强烈。这是他一生中的一大亮点。尽管毛从来没打算实行此一方针，但陆本人是真诚主张“双百”的。
   
    文革前夕，他被列入“彭罗陆杨”四家店而打倒，且因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斥责叶群，被关进秦城监狱十三年。70年代末复出后，他对追随毛的经历作了深刻的反思，是中共高层中少有的。

   
    据于光远回忆，有一次陆定一跟他在医院里谈话。“在谈到中宣部在文革前的工作的时候，陆定一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我们那个时候的中宣部，无非是整完一个人接着再整另一个人。’我在见他之前先见到了周扬，我感到经过文革，周扬有了很大的觉悟。他认为以前参加整人错了，他有出自内心的自我责备。但是他没有像陆定一那样作了一种历史性的概括。陆定一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真使我非常佩服。”（于光远《我眼中的他们》，时代国际，2005年，94页）
   
    另有一次，他对于光远谈到毛的错误后，“自己批评自己”说：“刚进北京城时，我负责党的文教工作。本来我应该向中央提出建议：没有上过大学，或者没有大学毕业程度的党的老干部，一律要学文化，学到大学毕业程度，我没有这么做，这就是我的大错误。结果使得我们许多老干部文化程度很低，思想水平也就不高，上面有什么决定，没有分析的能力，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我当时那么做，也许可以避免‘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后来就晚了，这些老干部年岁大了，学不进去了。只有胡耀邦，他好学习，自己努力，现在成了一个大知识分子。”（同上，95页）
   
    陆定一这段话自然有其道理。中共老干部要是都像胡耀邦一样自学成材，无疑可以避免一些不应有的错误。但就未必可以防止文革的发生。文化程度与思想水平是两回事，大知识分子如钱学森，至少有两件事令人诟病，跟他的科学家身份极不相称。
   
    一是1958年大跃进放高产卫星，小麦亩产三万六千斤，水稻亩产十几万斤。这样违反常识、明显吹牛的事，钱学森竟让人们信以为真。他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从“科学”上加以论证，说什么植物吸收太阳能增加百分之几，就能增产多少。以致毛后来就用钱的“科学论证”为依据，给自己发动大跃进的错误辩护。那是什么“科学”？不折不扣的伪科学。
   
    二是所谓“人体特异功能”，诸如“耳朵认字”、“意念取物”等等。明明中科院和国家科委等部门已派人，逐一进行科学验证，确认那都是弄虚作假，与变戏法无异。钱学森却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于1982年5月5日致函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郁文，声言：“我并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从而充当了江湖术士的保护伞。
   
    我想，大概正由于他的“党性”压倒了他的“人性”，于是在50年代适应大跃进的政治需要，80年代又投某些权势者之所好。将科学的求实精神抛到九霄云外，这和交大的传统背道而驰。
   
    反之，陆定一晚年人性复苏。80年代他反对再提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指出自由、民主属于普世价值，并非资产阶级特有。尽管邓小平声色俱厉地扬言：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提一百年，但他仍无所畏惧，据理力争，正气凛然。90年代临终前，他表示主张多党制，思想进一步与国际接轨。
   
    五十二年前，当我跨进交大校门的时候，跟别的同学一样，把陆、钱这两位学长作为心目中的偶像。即使此刻，亦无“觉今是而昨非”之感。当时的想法源于彼时的现实。但今天却必须与时俱进，以普世价值为依归。对此，不知21世纪的交大人以为然否？
   
    （0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