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毛的学者中，以之为“理想主义者”的，至今不乏其人。例如撰有《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一书的高华，认为毛发动文革原因有二：一是出于“对他所理想的社会主义的追求”；二是急于追回其已告旁落的大权。而大陆文革研究文献中，前者更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即把毛此举之动机归结为“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
   
    对于这些学者连篇累牍的论文，或洋洋洒洒的论著，可以借用鲁迅的一句话，叫做：“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反而越胡涂。”正如华新民博士所指出的那样：“认为毛泽东有追求理想社会主义的动机的论者多是根据毛泽东自己的一些言论和在他指示下发表的官方讲话和文章。这种观点假定毛泽东的言论都反映了他的真实内心思想，因此除了引用他的话以外，未见做很多深入研究”。（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田园书屋，2007年，184页）
   
    事实上，毛这个人讲的话自相矛盾之处屡见不鲜，所以文革期间有所谓打“语录仗”：对立的两派各自找一段“最高指示”为武器攻击对方。因此，引用毛之言论应与其行动结合起来，即“听其言，观其行”，并且将之置于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同时联系有关的史实综合考量，才能洞察其内心世界。

   
    用这样的方法反思55年的胡风集团案，就可以看到毛的性格中一个重要特点：心胸狭窄，报复心强。倘若跟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讲到的“豁达大度，从善如流”的刘邦相比，无疑适成鲜明的对照。
   
    对此，作家林贤治在《胡风集团案》一书中这样写道：
   
    胡风为什么会被打成“反革命”？
   
    他本人有一个答案：因为毛泽东“不愿意听不同意见，不喜欢别人不佩服他。也许他觉得我不尊重他。”（上海书局，1998年，4页）
   
    林贤治接着写道：
   
    如果把一场轰动全国知识界的事件归咎于一个人，未免太简单化。但是，毛泽东作为最关键的人物出现，是毋庸置疑的。周扬承认说：“批判胡风是毛主席交下来的任务。”事件自始至终，毛泽东给予充分的关注，多次听取汇报并发布指示。亲自批改批判胡风的文章，撰写关于胡风“集团”材料的序言和按语。逮捕与否，杀与不杀，都参与了意见，这是非同寻常的。（同上）
   
    笔者认为，胡风集团案完全归咎于毛，不仅没有“太简单化”，反而是正中要害。如果不是毛这个暴君一意孤行，根本就不会发生此一冤案，也不会有接踵而来的那场伤害130多万人的肃反运动。
   
    下面引用于光远提供的一些史实以作说明。事缘1997年他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周扬和我》，向读者介绍他“亲身经历的事情”。文章刊登于《广州文艺》，颇受注意。他又写了《〈周扬和我〉发表之后》，其中谈到：
   
    我之所以写这篇《周扬和我》，只是见到不少人把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打成反革命，把冯雪峰、丁玲打成右派等，都说成是周扬所为，而对毛泽东的责任避而不讲，有失公正。以我在中央宣传部长期工作所闻所见，以及近年来阅读建国以来毛泽东的文稿文集等，更加清楚地明瞭这些案件的由来都与毛泽东说了话、写了批语有关。因此觉得应该为周扬说几句公道话。（于光远《我眼中的他们》，世代国际，2005年，115页）
   
    根据于光远的介绍，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即《关于近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是1954年7月呈送中共中央的。由于此前《文艺报》编者“压制”李希凡、蓝翎批评“胡适派唯心论”的文章，毛得知后乘机发动批胡适的运动，兼及《文艺报》主编冯雪峰。所以对胡风的上书并未立即作回应。但当年12月18日，周扬在文联作协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题为《我们必须战斗》，除前两部份分别批胡适和《文艺报》，第三部分用很大篇幅讲胡风，标题是“胡风先生和我们观点之间的分歧”，其中对胡风的挚友阿垄和路翎也都称“先生”，这里面不称“同志”，显然暗藏玄机。于光远虽不知道周扬这篇讲话“在胡风事件的过程中的作用”，但他注意到：（1）毛看过和修改过该讲话；（2）讲话在毛看过后不久在《人民日报》见报。
   
    随后，毛对胡风问题的批示接二连三，于光远按时间先后排列了一下：
   
    首个批示写于1955年1月12日，是批准作协主席团的报告，同意将胡风三十万言书中关于文艺思想和组织领导这两部份公开发表。
   
    1月15日毛作了第二个批示。此前的14日晚胡风找周扬谈话承认错误，希望不要公开发表其三十万言书，如要发表，也希望作些修改，并在卷首附上一篇声明，其内容是：（1）初步认识向中央的报告所表现的对党、对文学事业的态度是错误的、有害的。（2）报告有很大主观成分，有不切实际之处，来不及修正，愿对此负责，希望同志们加以批判。周遂于翌日向毛报告。毛当天批了两点：“（1）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2）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起来’，‘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阅，退周扬同志。’”
   
    1月24日，毛看了中共中央的一个通知稿，内称批胡适初步展开，批胡风文艺思想亦将展开。毛批“可用”。至此，胡风问题仍作为思想问题来批判。
   
    到4月份情况就变了。由于胡风给舒芜的一批私人书信受注意，被整理成一份材料，将于5月中旬连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起，在《人民日报》发表，毛为此写了编者按。把胡风及其同道定性为“胡风反党集团”。毛于5月11日给周扬写信，说（周呈上的）按语不好，他改写了一个。“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此为第四件毛写的文字材料。
   
    5月13日，毛写的编者按见报。随后5月15日，24日，毛又在有关报导中加了按语，是为第五、六、七件。此期间，胡风于5月18日被捕。他也是全国人民代表，此举违反《宪法》。人大常委是事后才得知此事的。
   
    6月1日，毛批复北京市查处“胡风分子”的报告给陆定一，请他考虑将此件通报全国各地各级党委、政府党组，成立五人小组，在所属机关、学校、人民团体和部队调查有无胡风分子。这是第八件。
   
    6月3日，毛修改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并加批语，发给刘、周、邓和彭真。这是第九件。此时中央五人小组已于五月成立，中宣部长陆定一任组长，公安部长罗瑞卿为副组长。胡风从“反党”升级为“反革命”。
   
    6月6日，8日，12日，16日，18日，7月10日，13日，19日，20日，21日，8月7日，8日，9日，10日，11日，18日，毛分别写了批语、按语等，全部共三十一件。其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全国开展肃反运动。
   
    事实胜于雄辩。毛一心维护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人对之稍有冒犯，他绝不轻饶。胡风是在文艺思想上唯一具有较完整理论的行家，毛视之为与其“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分庭抗礼的对手，故早欲将之批倒而后快。恰遇舒芜交出胡风的私人书信，他如获至宝，遂百般罗织构陷，无限上纲，捏造一个“反革命集团”出来，强加于胡风及其同道者身上。充分显示其“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流氓性格。
   
    非但对党外人士胡风（他是深受鲁迅信任的诗人兼理论家）如此，57年反右对丁玲等党员作家也如此。周扬曾向毛汇报说丁玲等鸣放时没有什么反党言论，毛答称：那就翻（延安的）旧帐！但这位当年曾获其赠诗“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的“文小姐”，何以20年后失宠并遭此厄运，真是“天威难测”。
   
    总之，毛绝非什么“理想主义者”，只能说是“乌托邦主义”者加心理变态者。至于他何以如此，则是另一个题目了。
   
    （0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