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员”指大陆劳改释放或解除教养者，从字面上看“获得新生”当然值得庆幸，但实质上隐含对当事人的歧视或蔑视。不过，笔者使用此一词语，并无褒贬色彩。事实上，作为57另册列名者，当年我与彼等份属“同是天涯沦落人”，甚至政治地位等而下之。故绝无任何冒犯之意，某些地方反而敬之羡之。
   
   何故敬与羡之呢？敬，是因为我所认识的此类人士，身陷囹圄后能胜利闯过劳动关，于农牧副业工作表现均强于我，使体力既逊灵巧更缺的我为之肃然起敬。那些跟我一样不济的则早被淘汰长埋异域沙丘，自不在内。至于羡，是由于其侥幸逃过中共反复而严密的洗脑，尤其是若干有文化的“地主”，得以在某种意义上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可谓不幸中的大幸。
   
   昨日所讲的陈振泉，刑满后仍戴“地主分子”帽子，政治权利被剥夺，堪称“人下人”。但我与之同宿舍相处年余，未尝见其垂头丧气，而总是气定神闲，面含笑意。他身高约一米七五，走路略显弓背，可是步履轻盈，活力十足，根本不像花甲老人。无论在宿舍或工场，他都保持衣服整洁，仪容端庄，真是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言谈举止稳重得体，面对干部不亢不卑。

   
   其所以如此，我想是因为他在50年代初劳改期间，主要是在枪杆子监督下，从事强度远超一般的重体力劳动，包括修水库、积肥等脏活累活。当局未能有效地对之实施彻底洗脑。因为管教干部文化都不高，对犯人进行“思想教育”也无非定期上上课，照本宣科走过场，于是陈原有的传统文化根底未受触动，内心深处仍保留了一点人格尊严。何况他的修养功夫也比较到家，不会拂逆干部而自取其辱。这样一来，他反倒在茫茫戈壁深处的兵团农场避过了多次政治运动，尤其是以整肃知识分子为目的的反右，精神世界所受的直接冲击与折磨也就小得多了。
   
   与之相似的还有一位来自甘肃的地主，叫杨继昌，跟我同班。他是回族人，当时也有五十多岁了，和妻女一起，住在我们单身宿舍旁边的家属房子。其子已工作，并且幸运地当了拖拉机手，在另一个农业连队。
   
   杨身材不高，留有山羊胡子，脸色红润，体质不错。其妻缠过足，平日多在家里做家务。他们的房子只有两米五乘七米五大小，但像一般回族民居一样，收拾得很干净。后来他女儿中学毕业，也分配在本队大田劳动。
   
   我初与之相识曾问他为何来疆，这是个非常不合适的问题。但他只是淡然一笑，答称“我是守法来的。”所谓“守法”，乃服刑的代用语。事后班长告诉我，杨51年因用镰刀误伤耕牛，被定为“破坏土改”而送疆劳改。
   
   他无疑是真正的地主，在家乡时大概没干过农活，所以手脚并不麻利。但因其年纪较大，为人也安分，干部对他并无苛求。而他也规规矩矩，生活平平稳稳。其精神状态虽不像陈振泉那么豁达，但也未至于太压抑。
   
   此外还有一户甘肃人值得一提。那是一对中年夫妇，男的名叫荣德福（化名），在家乡曾任生产队长。其妻蓝相玉，出身地主。蓝之姐夫于土改时为逃避农民批斗，躲到荣处。公安尾随而至，搜捕时被其逃逸，遂将荣带走，以“窝藏逃亡地主”罪判刑劳改。刑满后留场就业，将蓝接来团聚。但两人不和，时有争吵。
   
   荣身材高大，也有文化，为人忠厚。其本人为贫农成分，若非受妻舅之累，有望进一步升迁。遭厄运后并未消沉，思想比较开朗。他在本队长期担任浇水班长，吃苦耐劳，十分能干，工作出色。好人而无好报，令人同情。
   
   而当年蓝之姐夫逃脱后，至土改结束当局再不追究，他竟在家乡城里谋得一份不错的工作。70年代初，蓝之姐姐千里迢迢自甘肃来荣处生孩子，目的是将之过继给妹妹和妹夫，从而使这个小家庭因此恢复和睦。
   
   结果似乎还好。尽管他们的住房里外两进，加起来才11平方米大小，但新生的婴儿给荣家带来转机，荣的脸上绽放笑容，我们都为之感到欣慰。
   
   我在回忆录《六十余年家国》中写过一件事，那是某年初冬，地里棉花尚未拾完。一天早上，我们冒着霜冻下地拾棉花，只过了一会就觉得寒气逼人，冻得受不了。当时浇水班也奉命参加大田拾花，荣干了十分钟不到，就说：不行，我得回去把袜子穿上。言讫转身便走，也没向任何人请假。由于住地较远，来回需时四十分钟以上。照惯例是必须跟在地里负责的干部请假的。但他似乎完全不管这一套。
   
   由此，我不禁想起，六十年代初我刚到新疆不久，就是因为冬天在远离驻地的冰雪覆盖的苇湖割苇子，被苇茬子扎破棉鞋，雪灌了进去，脚趾冻得刺骨生痛，我竟不敢提出要求回去换鞋，而一直坚持到天黑下班，以致右脚严重冻伤，几成残废。
   
   我当日为何不能像荣德富那样，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呢？就因为我被洗脑，而荣没有。其所以如此，则是由于五十年代，边疆劳改队洗脑远不及内地大城市或城镇彻底，加上荣是贫农，无需接受洗脑。这大概是中共“党文化”的百密一疏吧！
   
   写到此，想起陈丹青有一篇文章，提到抗战胜利后，陈公博、褚民谊、周作人等人在南京受审出庭时，“一个个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色。他们丢了民族的脸，却是照片上没有丢书生相貌的脸。”然后，他又拿79年文代会上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的形象作比，说“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
   
   我对陈文作如此类比十分不以为然。须知国民党政府不像中共那样对知识分子强制洗脑，所以陈、褚、周等能保其文人本色。假如他们也像胡风等人似的，历尽毛所施加的非法的羞辱迫害，“他们的模样”也会“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的。
   
   胡风、聂绀弩也曾劳改，但之前已经历了50年代前期的政治运动风暴，而且他们服刑的地方在内地。倘发配新疆，也许有所不同？
   
   远谪边陲劳改当然是祸，不过，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坏事之中未尝不蕴含某种好的因素。
   
   （08-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