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邓小平在中共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过：“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258-259页）
   
    这段话包括两层意思：一是肯定49年10月中共建政直至57年底这八年的举措；二是肯定反右运动。上述《决议》便立足于两个“肯定”之上。而当局到目前为止也坚持此说法，影响所及，颇有一些人把这八年称为“新中国”的黄金时代，在其口中或笔下一切都美好无比，到处莺歌燕舞，民众安居乐业，是亘古未有的太平盛世。
   
    否，那并非事实。试看《劫灰絮语》中若干人物的遭遇，便可见微知著，由一斑而窥全豹。

   
    书中的甘宁，是1948年西南联大英语系毕业的高材生，德语也达到较高水平，并考上了研究生。1950年任燕京大学西语系讲师，深受校长陆志韦教授和文学院长齐思和教授以及西语系主任柯安喜教授赏识，本拟将之保送哈佛深造，只是囿于形势变化，学校不再派人出国而未实现。
   
    甘之女友范达美是该系应届毕业生，中共党员。其父范树人20年代毕业于北大政治系，抗战前当过县长，后在傅作义部队做政训工作。49年初傅作义部改编，范树人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而范达美毕业后则被分配至中共中央联络部，前程一片光明。
   
    但韩战爆发不久，燕大外籍教授一夜之间全被解雇，柯安喜及其手下几位英美教授无一例外。随后校长陆志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两教授，被冠以“美帝文化侵略走卒”名号揪出示众。至52年“院系调整”，燕大更宣告结束，部份系科并入北大。其时甘宁已经感到今非昔比。不过他谨小慎微，尚可明哲保身。
   
    然而，一场大祸终于从天而降。那是55年7月，反胡风运动进一步发展为肃反，甘宁突然被逮捕关押，原因是1946-48年间，他曾给胡风写过两三封信，谈文学现实主义问题，被发表在胡所办的《希望》杂志上。到56年3月，没有查到其与胡风集团的任何关系，他才被释放。此期间，范达美备受领导上施加的压力，要她与甘中止两人关系，被她拒绝。一对恋人久别重逢，喜不自胜。范随即递交结婚申请，却不获批准。
   
    几个月后，反右开始。尽管甘宁根本没参加过鸣放座谈会，自始至终无半句反党言论，还是入了另册，被送到京郊农场劳教。范达美为此忧心如焚。她要求调离中联部亦未获准。
   
    祸不单行，范树人挚友、中共资深党员景永忆被某省委副书记诬陷，公安局硬逼其做伪证，说景曾叛变。树人坚不就范，竟被非法关押。后经傅作义出面转告周恩来，始得获救出狱，但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种下了肝癌的病根。
   
    非但如此，达美之弟达真原在装甲兵部队任职，韩战时期曾立战功，师党委拟送其到炮兵学院深造，因政审不及格作罢。其父出事后，达真接通知转业至北大荒。为此，树人肝肠寸断，未几即在极度痛苦中离开人世。两星期后，树人老伴随夫而去。
   
    达真率十余名军官下放虎林县后，担任了监管北京右派的中队长，因拒不打骂辖下贱民，被打成什么分子，罚其赶羊、放马，不到一年大病一场，命丧他乡。
   
    几个月后，达美千里迢迢探望弟弟，抵达后始知噩耗，遂到地处荒山野岭的墓地大哭一场。此前因父母双亡，弟弟不知生死，已使她痛不欲生。甘宁不在人世的幻觉更使之彻底崩溃，离开墓地后竟不知所踪。当地村民估计她“十成是找死，肯定喂狼！”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就这样，范家一门在五十年代末俱死于非命。甘宁则侥幸活了下来，而且回到了香港。
   
    他是61年底被释放的。当即南下广州投靠大舅。次年五月十五日，碰到深圳边防当局开放边界，他遂与表弟加入浩浩荡荡的人流，顺利返抵自己的出生地。其后重操外国文学研究旧业，卓有成就。1982年他遇到一位当年北大西语系的右派女生秦莉。两人对音乐有共同爱好。这使甘宁获得了慰籍。秦对他的博学睿智不无动心，但因甘宁心上达美仍在，故两人只是逐渐拉近。
   
    从开始反胡风到后来肃反，这一年多的运动中，有多少如同甘宁这样的无辜受难者？又导致几个家庭像范达美那样一家灭门？具体数字恐怕当局在近几年内是绝对不会公布的。1991年苏联解体后，官方曾把斯大林时期死于肃反的所有受害者资料全部公之于众，精确到个位数字。这在大陆尚需时日。
   
    不过，大致的数字倒是有的：1955-1956年立案审查一百四十余万人，查出了现行犯三千八百余名，还不足百分之零点三。（朱正《反右派斗争》，明报出版社，2004年，370页）
   
    除此之外，有八万一千多人，是经过清查以后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对其余一百三十多万人，写出了并非反革命分子的材料。
   
    倘以整数一百四十万做分母，计算起来，1955年肃反运动中错案约占94%强，不错的占6%弱。（同上，374页）
   
    上述肃错的一百三十多万这数字意味着：占当时五百万知识分子的26%，或简单整数比，四分之一；或占当时全国机关团体学校企业脱产人员六百七十万人的五分之一。斗争面就是这样：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同上，376页）
   
    再看定案结果，每一百个肃反对象中，有六人在运动结束时被定案为反革命分子，九十四人是作陪的，约等于前者的十六倍；也就是说，每个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平均约有十六个不能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对象作陪。（同上）
   
    不过，这些未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依然受到记过、降级、撤职之类行政处分，以示并无肃错。（同上）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反右前毛的暴政令人咋舌之一斑。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毛这几句词改成：“风云突变，毛魔又发难，洒向人间都是怨。”便是五十年代初至文革结束这27年的写照。没有什么黄金时代，只有红色恐怖！
   
    （0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