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叶剑英和王若飞、秦邦宪被国统区传媒称为“中共三奇士”，这里“奇”含“传奇”意味。“士”指三人均知识分子。王、秦于次年4月8日死于飞机失事，与同机的叶挺俱属“四。八”烈士。
   
   其实，叶剑英才兼文武，长期担任中共军委的参谋长，人称“参座”，连毛有时也对之如此称呼。故传说55年授衔时陈毅尝戏曰，叶挺若非46年遇难，则将有两位“叶帅”。因此，将“奇士”改作“奇人”，于叶更为贴切。
   
   叶剑英（1897-1985），广东梅县人，毕业于云南讲武堂，1927年7月加入中共，其生平充满传奇色彩，尤其在1949年后，一直屹立于军界，1971年林彪事件后更握重权，兼涉外交，其晚年对大陆历史进程极具影响，但以往论者多注目于周、邓与华，忽略了叶的作用，故值得重新审视。

   
   首先回顾49至66年文革前夕叶的地位。北平和平解放叶即出任军管会主任兼市长，50年代初在广东主政，可见获毛信任。然而，思想开明的他在土改中主张采用较温和的做法，尤其对华侨地主要宽松，为此拂逆了毛的意旨，遂被陶铸取代而调返北京。至52年“三反”“五反”运动，陶在广东大反“地方主义”，诬称叶为“后台”。衔毛之命南下检查运动情况的薄一波为叶说了好话，毛肯定了叶在华南工作的成绩，说“剑英的工作是好的”。此后十余年间，叶负责军队训练与军事科学院，与毛的关系不冷不热。既非显赫，也未挨批。比起彭德怀、刘伯承，算是平平安安。
   
   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极力稳定军队。为此于1967年2月参加“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痛斥“中央文革”妄图搞乱军队和打倒老干部。幸运的是，事后毛对他网开一面，仍加以保护，说他长征路上截获张国焘企图危害中央的“密电”有功。不过，有一段时间他还是处于“半打倒”状态，困在西山脚下的住处，连做饭都得自己动手，闹出了把醋当作酱油炒菜的笑话。后获其弟叶道英夫妇料理生活。尽管如此，这段时间他并未屈服，而是逆流而上，坚守岗位，随时向周、毛请示报告，及时处理各种紧急情况，平息一个个风波。
   
   这里不妨分析一下76年毛死之前，毛、周、邓与叶的关系。
   
   毛曾多次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这个“救命”情结使叶始终屹立不倒。另一方面，叶在军中没有山头，毛也对他放心。
   
   周和叶共事甚久，抗战时期与国民党打交道，后来举行和谈，两人合作良好，配合默契。他们都是老干部的保护人，心有灵犀。
   
   邓比叶小七岁，但叶深知其人才难得，故1973年2月邓一家刚回到北京，叶就主动登门看望，并特地向毛建议让邓参加和主持军委工作。毛首肯后，邓曾对毛说：“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毛笑答称：“这是叶帅提议的，我赞成的。”
   
   由此看来，毛晚年对叶差不多是倚为膀臂。他知道，“四人帮”无法指挥军队，而叶和周一样，属于旧道德传统薰陶出来的人，“忠君”思想浓厚，是不会造他的反的。他临终前，有意向叶“托孤”，嘱其辅助新君华国锋（有说华乃毛私生子，姑妄听之）。虽未及说话，但叶已心领了。
   
   打倒“四人帮”，是叶和华共同利益所在。其中，叶所起的特殊作用无人可以代替。这是不言而喻的，兹不赘。
   
   最后谈谈叶与改革开放。在这方面，他的贡献主要是：一，推动邓复出；二，劝退华让位；三，与陈云一起，以党内大老身份主持公道，将毛钦定的冤假错案予以平反；四，支持胡耀邦等开明派打开新局面。这些，除叶而外，是别无他人能办到的。
   
   可惜的是，他去世早了两年。胡耀邦被迫下台后曾说：要是叶帅健在，自己的悲剧就不会发生。（大意）
   
   叶有诗句云：“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他自己当之无愧。胡耀邦在这点上远不能与之相比。但他为人忠厚，如发现胡受围攻，肯定会施以援手。
   
   可是，历史哪里有“如果”呢？
   
   （08-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