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大闹怀仁堂”的谭震林，曾重挫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一伙的气焰，以致被称为“二月逆流”黑干将而一度被打倒。但这位绰号“谭老板”的中共高层要员，虽是大老粗出身，却并非鄙弃知识分子，只是对张、姚等“中央文革”新贵极左的一套深恶痛绝而已。
   
   谭震林（1902-1983），湖南攸县人，青少年时期当过装订工人、书店学徒。1927年冬任井冈山根据地茶陵县委书记，抗战时任新四军三师政委，国共内战中是三野副政委，中共建政后历任党政要职，有“无衔将军”之称。
   
   50年代初，他作为华东局领导人之一，思想比较开明，支持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放手工作。对此，夏衍有这样的回忆：

   
   在陈老总（指陈毅---张注）和谭震林领导下，。。。我可以尽心竭力地工作，没有犯大的错误。在上海市委和华东局，也没有受到批评和指责。当然，53年华东局整风时，个别人说我对知识分子问题上右倾，但立即被谭震林制止了。
   
   在这里，我顺便要说说这位“谭老板”。解放前，我不认识他，但他任华东局书记后，第一次见面就约我单独谈话，很坦率地对我说，他自己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深感没有文化知识之苦，现在要建设社会主义了，连文件上的一些名词也不了解，所以需要得到你们文化人帮助。他说：自己要加紧学习，同时一定要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才能，为新中国服务。
   
   特别使我感动的是有一次（记得是53年）他接待一位国际友人，要我给他起草一份短短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稿，总共不到八百个字，他看了说太长，要删到五百字，改了之后他又要我念一边给他听，说怕念错了字。一位开国功臣、大区党委书记，对一个相识不久的知识分子干部能这样虚心坦率，我认为是难能可贵的。
   
   在十年浩劫中，在老一辈革命家当中，他受到了最残酷的迫害。1978年秋，和我一样打伤了腿的他，和我长谈了三个小时。至今还记得他说：‘我这个人最大的毛病是脾气不好，意气用事，自己管不了自己，这是没有文化的缘故。’解放后我认识了不少身经百战的老革命家，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点上，谭震林同志是很突出的。（《夏衍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231页）
   
   从夏衍举的例子看，谭震林颇有点虚怀若谷的风度，也不乏自知之明。淮海战役中谭是“总前委”五名委员之一，排在刘、邓、陈（毅）和粟裕之后，加上他1927年就是井冈山地区的县委书记，如此资格无疑可列入“开国功臣”。
   
   事实上，毛对谭跟对陈毅相似，也存有“井冈山”情结。所以尽管在江青极力煽动下，毛一度对谭、陈等“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极为震怒，用康生的话叫做“发了无产阶级的雷霆之怒”，但两个多月后还是同意让他们上了天安门，出席“五一”观礼。
   
   然而，谭的修养到底比不上其老战友陈毅。他态度甚为强硬，拒不向江青、张春桥等低头，结果江青诬陷他是叛徒，导致其被造反派揪斗毒打，腿也断了。全家受难好几年，直到林彪身死，陈毅去世，毛需要安抚党内军内元老，谭方于1974年复出。他的确是因“脾气不好，意气用事，自己管不了自己”吃了大亏。
   
   不过，他将此个人修养的问题，归因于“没有文化”，却不完全准确。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不见得就脾气好，就一定能管住自己，不意气用事。毛便是天威难测、喜怒无常的典型。他文化之高是世所公认的，然而无法无天、放纵自己，也是罕有其匹的。
   
   毛在文革中曾经说过“人贵有自知之明”，“要正确对待自己”。他这样要求别人，自己则属例外。他从不自责，公然声称“我是不下罪己诏的。”相比之下，“谭老板”没说什么漂亮话，人格却跟他判若云泥。
   
   （08-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