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袁世凯一命呜呼后，有人张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袁世凯”，下联是“中国人民”。看到对联的人都说，这上联三个字，下联四个字，对不起来呀！张贴者答曰：是啊，袁世凯是对不起中国人民！
   
    这副对联上联若改成“毛泽东”，也完全适合。哪怕不计国共内战国军死难将士，甚至不计30年代初毛在江西杀害的被指为AB团的红军，仅毛入主中南海登大宝后27年中，历次运动被杀、自杀及因大跃进而饿死者，即在八千万以上。如此一个嗜血暴君，岂止超过秦始皇一百倍？而他至死还心安理得地接受颂歌《东方红》，以“大救星”自居，试问，他怎能对得起中国人民？
   
    但上联若改成毛，则下联也相应改作“知识分子”更为贴切。因毛最对不起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帮他打天下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周恩来，以及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秘书陈伯达、田家英等等，无一例外地先后受其残酷打击与迫害。其中刘死得最惨，还不如田自杀身亡（但也有说是他杀）。其权力核心中只有一个任弼时1950年病死，得以幸免遭毒手。

   
    除人身摧残外，毛对广大知识分子最大的苛政是强迫洗脑，用他的话叫做“思想改造”或“改造世界观”。怎样才能改造好呢？他的“亲密战友和学生”林彪有段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举凡毛的片言只语，毛的书/“本本”都是最高指示，必须紧跟照办，不允许有丝毫走样。这样的改造，其实质就是思想灭绝，即把与他有抵牾的一切异见铲除干净。
   
    对此，连邓小平后来也不得不提出“拨乱反正”。他在1978年12月说：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133页）
   
    可见，毛的洗脑对国家民族为害之烈。但何以在他生前这套反人类、反文明的举措，能够大行其道，令知识分子乖乖就范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利用了工农群众知识低下的社会现状，极力推波助澜，使占总人口不过百分之一至二的知识分子处于孤立。他鼓吹反智，让工农及老干部以“大老粗”为荣，让知识分子接受“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从而利于其推行愚民政策，维护孤家寡人的毛氏皇权统治。
   
    在这方面，夏衍回忆的一段往事引人深思：
   
    上海解放后不久，我第一次察觉到的是我们干部（这里指的是宣传、文化系统的干部）的知识水平太低，或者可以说是常识不足的问题，我和宣传部、文化局的处级以下的干部谈话时，有许多事情讲不通，一般说来，政治性的名词、术语他们知道，也随口会讲，但一接触到业务上的问题，连最普通的名词、人名、书名、地名，就“从来没有听说过”，知识面太窄，在当时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为此，我召开过宣传、文化系统的干部座谈会，号召大家学习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因为入城之后环境变了，过去熟悉的那一套用不上了，所以我劝大家多读书，多学一些过去不知道的事情，这样的话讲了又讲，但是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于是我自作主张，对宣传部和文化部的科一级的干部（不包括区委）来了一次常识测验，以初中程度为标准，出了五十道题，每题二分，全对者一百分，我的要求并不高，只希望六、七十分的能占多数，可是测验的结果，却使我大吃一惊，得八十分以上的只有两人，六十分以下的竟占百分之七十，连‘五四’运动发生于哪一年这样的问题，答对的也寥寥无几，在常识问题上闹笑话的就不必讲了。好在我事先考虑到被测验者的‘面子’问题，所以规定了答卷一律不署名，测验的结果只供领导参考，不公开发表，只在事后发给大家一张正确的答案，让他们自己心中有数，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这在当时只是一件小事，知道的人也不多，我自己以为没有得罪什么人，就没有放在心上，想不到后来华东局整风，居然有人慷慨陈词，说我搞“测验”是“长知识分子的志气，灭工农干部的威风”！我当然不服，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要辩解和说清是困难的，于是我只能承认“在做法上有错误”。
   
    夏衍这次搞测验是心血来潮，事前无请示，事后也没报告。可是几天后陈毅就找他谈话，说搞这样一次测验是好的，但是你们文化人办事就是小手小脚，要我来办，答卷上一定要署名，测验的结果公开发表，只有让他们丢一下脸，才能使他们知道自己的无知。陈毅还说，要办补习班，派几个人给他们上课，实在太差的可以撤他们的职。夏衍推说太忙，脱产办学习班现在办不到，只能慢慢来。陈毅同意了他的意见。要是真按陈所说撤了一些人的职，夏衍可捅了大漏子了。
   
    陈毅（1902-1972），是中法大学文学院毕业，曾留学法国。在中共高层算大知识分子。但他很早进入军界，属于儒将。正因此，他对知识分子比较尊重，理解并支持夏衍搞测验。同时又敢做敢为，敢说敢干。毕竟他有战功，政治资本雄厚，这是夏衍所根本无法比拟的。
   
    非但如此，陈毅和毛的关系也很特别。井冈山时期陈曾一度夺了毛的军权，取代其领导地位。但不久又亲自把毛请回来，自己甘当下属。所以毛一直对陈有好感。抗战后期新四军实际由饶漱石掌权，甚至中共建政后好几年饶仍是华东第一把手，地位居陈之上。不过毛依然善待陈，陈也常将自己的诗作送毛请其指正。毛王朝君臣之间这样的私交属于绝无仅有。1967年2月“三总四帅”大闹怀仁堂，其中陈毅发泄对当年延安整风之不满，为此毛大发雷霆。但之后还是放了陈毅一马。1972年陈毅病逝，毛亲赴追悼会，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毛曾说：“陈毅是个好同志。”陈在文革挨斗时即用以保护自己。
   
    毛之对陈格外施恩，首先出于上述井冈山因缘。他深知陈对己无二心，不构成任何威胁。其次，在文化层次上彼此相当，可以谈诗论文。中共十帅中，叶剑英“善七律”（毛语），但与毛无井冈山因缘。反之，罗荣桓虽具此因缘，却无骚人墨客的雅兴。叶罗均异于陈毅的身份。
   
    至于党外的知识分子，与毛私交较深的仅梁漱溟、柳亚子、周世钊等数人而已。梁53年为农民请命被毛痛骂，从此再无往来。柳亚子（1887-1958）有“一代诗圣”美誉，生前与毛时相唱和。周（1898-1976）是毛师范同班同学，49年后任湖南省副省长，与毛书信、诗歌往还较多。
   
    以毛对诗词的爱好，如果他只当诗人，不当皇帝，岂非中国人民之福及知识分子之幸？
   
    （08-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