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这两段话，见于毛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时在1951年5月20日。那正值所谓“三大运动”即“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之际，一部电影值得新王朝君主如此大动干戈吗？

   
   且看知情人夏衍的回忆：
   
   这部影片是私营昆仑影业公司（当时还没有公私合营）1950年出品。。。
   
   《武训传》的事说来话长，得从抗战末期的1944年的重庆说起。当时进步教育家陶行知送给当时在重庆中央电影制片厂的孙瑜一本《武训先生画传》，孙瑜正为有拍片机会而没有剧本发愁，于是就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大纲，据说还得到过当时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郭沫若的赞许，。。这样，这部影片在中央制片厂开拍。（《夏衍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238页）
   
   但不久，该片即因经费短缺而停拍。这一停就停到1949年秋冬之间。昆仑公司老板任宗德和孙瑜、赵丹在上海向夏衍表示打算再开拍，夏称没钱，且认为“武训不足为训”。但任、孙坚持，说大批导演、演员没事做，政府又要我们恢复生产，只有该片才能让许多有能耐的电影工作者在事业上有所发挥。夏便让他们跑北京，找郭沫若当主任的中央文教委员会决定。十几天后，任告夏事情办得很顺利，钱借到了，剧本送中宣部，也说没问题。
   
   结果片子拍了上下两集，主演武训的赵丹很兴奋，不止一次地对夏衍说，这是他从影以来拍得最好的一部影片。（同上，238-239页）
   
   不仅赵丹自我感觉良好，在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宣传部审查该片时，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也连声说好。夏衍回忆称：
   
   饶这个人表面很古板，不苟言笑，更少和文艺界往来，所以这晚他的“亲临”，使我颇感意外。当然，更意外的是影片放完之后，从来面无表情的饶漱石居然满面笑容，站起来和孙瑜、赵丹握手连连说”好，好“，祝贺他们成功。当时，他的政治地位比陈毅还高，是华东的第一号人物，他这一表态，实际上就是一锤定音：《武训传》是一部好片子了。（同上，239页）
   
   这消息很快传开。上映之后，场场满座。京、沪和各地的陶行知学派的教育工作者纷纷撰文给予高度评价。谁知几个月后毛龙颜大怒，一下把影片定作大毒草。孙瑜、赵丹固然挨批，夏衍也免不了要做检讨。
   
   现在看来，此事是江青“露峥嵘”之始。当时她虽然只是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但她是“通天”的---首先向毛指控该电影有问题。其动机是向陶行知报一箭之仇。因陶在30年代中曾写诗，劝唐纳不必为不再爱他的蓝苹（江当时的艺名）自杀。诗发表后江一直怀恨在心。
   
   至于毛，则利用此事立威，打击刘、周。周于1952年3月曾在上海的一次万人大会上说：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时，当孙瑜向他提出想拍《武训传》时，他只提了武训这个人的阶级出身问题，而没有予以制止。后来看了影片（和刘少奇一起看的）也没有发现问题，所以对此他负有责任。同时他还说，孙瑜和赵丹都是优秀的电影工作者，在解放前的困难时期，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所以这只是思想意识问题，千万不要追究个人政治责任。（同上，243页）
   
   夏衍的检讨是在1951年8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事前周扬打电话告诉他，该文先送毛看了，毛称“检讨了就好”，要夏“放下包袱”，放手工作。
   （同上，242页）
   
    由此可见，这本来就是小题大做。但毛江夫妻店从此开张，文化领域是其突破口。
   
   （08-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