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铮铮如铁自由身，鲁迅终为我辈人。”四十三年前告我，一言万世定犹新。
   
    这是著名旅美学者、《五四运动史》作者周策纵的一首七绝，是其为祝贺胡适思想国际研讨会召开而写的两首诗之一。时为1999年7月31日。诗后附言道：“五十年代中期胡先生曾告我：‘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今言犹在耳，恍如昨日也。”（转引自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明报出版社，2003年，77页）
   
    胡适的话可信吗？我们不妨按照他所倡导的做法，“小心地求证”一下。

   
    “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这点无疑不会有多少争议。用李慎之先生的话，就是“可以肯定他‘任个人而排众数’，‘尊个性而张精神’”。（同上，72页）他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便是其“要求个性解放”的代表作，尽管他“从未公开以‘理论的形式“提出其个人主义的主张”，不像“胡适一贯主张自由主义”。（同上，71页）
   
    在“任个人而排众数”方面，从他与左联的关系亦可见一斑。出于对国民党专制主义黑暗统治的痛恨，鲁迅同意列名左联的发起人。但许多问题上他保持了个人的独立见解。例如，夏衍回忆参加筹组左联的情况说：
   
    “左联”筹备小组成员，据我记忆，一共十二个人，即鲁迅、郑伯奇、冯乃超、彭康、阳翰笙、钱杏村、蒋光慈、戴平万、洪灵菲、柔石、冯雪峰和我。十二人中，除鲁迅和郑伯奇外，都是党员。我记得我参加党召集的第一次筹备会议，是在1929年10月中旬（“双十节”之后不久）。参加的人共有十一个，即筹备小组的十个党员和潘汉年。这次会，主要由潘汉年传达中央主张停止文艺界“内战”，组成包括鲁迅在内的“左联”的意义，并且也讲了一些反对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话。（《夏衍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43-44页）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停止文艺界‘内战’”，主要是指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之间的“论战”。而“反对宗派主义、关门主义”也是告诫这些党员作家，消除与鲁迅以及胡风、茅盾、巴金等人的隔阂。
   
    夏衍的回忆还提到：
   
    潘汉年说，中央负责同志和鲁迅谈话的时候，鲁迅说明他不一定参加筹备小组的工作，他可以挂名，不能每次会都参加。潘要我们把每次筹备会的情况，通过冯雪峰、冯乃超和我经常向鲁迅报告。据我的回忆，鲁迅参加。。前期筹备会，大概只有一、二次，至于郑伯奇，则参加过多次，他是创造社的元老之一在政治上思想上与我们没有什么距离。
   
    夏衍还谈到，筹备小组把“左联”纲领草稿和发起人名单拟好后，他和冯乃超拿去征求鲁迅的意见。对于纲领，鲁迅当场表示同意；对名单提出增加郁达夫。（同上，44-45页）
   
   可是在1930年3月2日举行的“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讲话时实际上批评了该纲领。冯乃超听出来了，他思想上倒没有太大的抵触，事实上，鲁迅除跟冯雪峰特别投契外，和“左联”其他领导人始终不合拍。所以，1936年所谓“两个口号”（“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争，可谓其来由自。
   
   至于说“鲁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这也是不言而喻的。连毛也承认，“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国民党的高压固然不能改变他的信念；中共的某些人如周扬“拉大旗作虎皮”，他也从不买账。
   
   因此，50年代中期，“胡适在海外看到大陆‘清算胡风’的时候，评论说‘鲁迅若不死，也会砍头的。’”（《风雨苍黄五十年》，72页）
   
   对此，李慎之先生的解读是：“胡适毕竟是了解鲁迅的，他们俩后来虽然倾向有所不同，但是，分析到最后，本质上都是中国最最珍爱自由的人。”（同上）
   
   所以，胡适所言“鲁迅是我们的人”，符合鲁迅的基本品格。或者换句话说，虽然毛把鲁迅封为圣人，捧到吓人的高度，“而且到‘文化大革命’中成了唯一能与马恩列斯毛并列而绝对碰不得的人物”（同上），但那只是利用鲁迅罢了。证据之一是，鲁迅的知己瞿秋白，过从甚密的冯雪峰，弟子如胡风、黄源、萧军，在大陆死者被鞭尸，生者遭厄运。
   
   毛对鲁迅的真正看法，在57年反右高潮中曾直言不讳。当时罗稷南在上海的一个座谈会上问他：“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沉吟片刻答称：“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文汇出版社，2006年，318-319页）
   
   这段对话过去长期不为人知，是近几年透露的。在此之前，李慎之先生就曾写道：“乔冠华在1962年，胡乔木在1982年都曾对我说过‘鲁迅若在，难免不当右派’的话。”（《风雨苍黄五十年》，72页）乔、胡的说法，正好和罗稷南以及当时在旁听到对话的黄宗英的回忆相印证。
   
   （08-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