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若诚（1929.6。21--2003。12。27），著名演员，翻译家，1986年出任大陆文化部副部长，但仍坚持登台演出。时任部长的王蒙回忆：英“有一次去香港、上海等地演《茶馆》，走的时间颇长，我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左右为难。”（《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花城出版社，2007年，282页）
   
    关于英的“入阁”，还有段前奏曲。
   
    先是1985年中某个星期天，时为中国作协常务副主席的王蒙接到通知，“要去参加一位高级领导同志召集的会，参加此会的还有唐达成、徐惟诚、北京人艺的演员和院长于是之等。领导同志开宗明义，让我们提名新的文化部长人选。我们就胡乱提了一些。。。领导同志都未加首肯，。。后来领导同志突然问：‘你们几个人行吗？’

   
    “这就是中国的文化了，大家一听，个个做屁滚尿流状，尤其是于是之，拿出他老北京的特色，头摇得如同拨浪鼓，鼻音说‘m m m m不行’，他像是在说‘不行’，又像是在说‘不灵’，总之，大家都笑了。”（同上，252页）
   
    翌年王蒙在百般推托无效下出任该职，之后才得知，“1985年领导找人谈文化部长人选时，找了于是之。是个误会，领导同志听到有人向他推荐英若诚，他与工作人员说时忘了名字，便说那个演《茶馆》的著名演员。工作人员一想，于是之是主角，著名演员，剧院院长，还是北京市委委员，当然是他了，便通知了他。于的做派谈吐更像北京市民，领导同志便觉好生奇怪，后来才知是英冠于戴了。”（同上，282页）
   
    这种误会，应属人治社会的产物。现代民主国家的人事任命，循公开、公平原则，并严格遵照一定程序。比如香港电台最近招聘台长，透过传媒广为宣传，要求的资格，职务的责任，薪酬待遇等等，清清楚楚公布于众。“愿者上钩”，公平竞争，机会均等。不会出现上述现象。像王蒙一心写小说，英若诚矢志当演员，但“高级领导同志”以组织名义，非要其放弃或压抑自身的专业兴趣，服从“党的需要”。而堂堂部长要职，候选人的姓名、年龄、经历等等，担负遴选重任者理应明明白白，心中有数，岂能稀里糊涂，错把冯京作马凉？如此儿戏，谈什么“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再说，底下的工作人员，对此如有疑问，理应当时提出，绝不能马虎含糊，敷衍塞责。如不敢发问，则表明该“高级领导同志‘官威十足’，令人望而生畏。以致下属唯恐冒犯上司，落下不是，担心大则影响饭碗，小则有碍升迁。这都是人治带来的弊端。
   
    非但如此，更荒谬的是，此类任命完全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将该项工作的实绩成效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说白了，只是借用当事人的名气，通俗的说法就是摆在那里作样子，起某种对外宣传的作用。
   
    对此，王蒙的回忆耐人寻味。1986年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辞谢就任时说：
   
    “你们现在对我印象颇好，是因为我是一个文学从业者，却能顾全大局，起些健康的作用。如果我去负责，去主管，去处理日常事务，我成为你们任命的部门领导，我的缺失定然逐渐暴露，我的局限定然日益明显，我的蹩脚定然日益狼狈，最后，连现在这点好印象也没有了，有什么好处呢？
   
    “胡乔木当场表示支持和理解我的意见。他说与王确有交往，他认为王说的都是老实话。
   
    “也许对胡乔木同志的意见做了别样的解读，总之他帮我说了话后，一些其他同志任用我的决心反而更坚决了。”（同上，253-254页）
   
    最后，习仲勋找他谈，“他讲得很确定，要求我服从，并且说，如果我仍然不接受，还有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要找我谈话。”对于王所提的自己创作正在盛期，想写点东西，习回应说：“你还可以写作，不需要你抓得过分具体，你可以多依靠别的副部长嘛，反过来，你担任部长也有有利于你的写作的条件嘛。”（同上）
   
    在中共高层中，习仲勋为人算是较为开明的。他资格老，能力强，但因被指为小说《刘志丹》的幕后黑手，在60年代初即遭整肃。早在50年代中他便是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对各部部长职责应该非常明了。可是他的这段话就的确经不起推敲。
   
    什么叫做“不需要抓得过分具体”？毛曾讲“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当部长怎可不实实在在地担起全盘管理的重任呢？“多依靠别的副部长”，也不能完全假手他人吧？最后那句话，王认为“似乎包含着组织班子写文章的含意，。。我想他指的不是写小说”。写小说总不能“组织班子”进行吧！不过，王又补充道：“当然，党的领导高层干部不认为写作是一个人的事而是革命的事党的事人民的事。”（同上）
   
    与习谈话的结果是他“只干三年”。1986年4月初，王蒙“开始以党组书记的身份主持文化部的工作，至6月，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通过程序，”正式上任。1989年“六。四”之后不久，王卸任部长。他这种离开官场的方式，在大陆倒有点属于异数。
   
    以上所述英若诚、王蒙上任，可见人治色彩。
   
    另一件也发生在同时期的事，是1987年1月2日中共中央下令，“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月16日，中央政治局公报“接受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在此前后，上海市、安徽省和《人民日报》机关纪委分别决定，开除王若望、方励之和刘宾雁的党籍。
   
    其中，胡耀邦是在政治局常委的生活会上遭薄一波发难批判，而被迫下台的。薄等“八老”当时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仅属列席人员，却可以把总书记推倒。因为那是邓小平的旨意，邓本人虽已退出中委，却以普通党员身份继续担任军委主席，垂帘听政，充当无冕皇帝的角色。
   
    按中共党章，开除党员应先由其所属支部作出决定，再报上级党组织批准。但前述王、方、刘三人都是邓发话要开除，再经有关省市和《人民日报》机关纪委直接操办，根本不劳基层党支部费心。煌煌党章，不顶邓一句话。
   
    不过，邓如此乾刚独断，倒救了一个人，那就是许良英。方、刘二人是因和许联名，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被钱伟长向邓告密而遭清洗的。但由于“邓一时说不出许良英的名字”，致使“许良英漏网”（丁抒主编《五十年后重评反右》，田园书屋，2007年，221页）
   
    这跟上面所讲的于是之被乱点鸳鸯谱，大概均属人治之下偶有的喜剧吧！
   
    （08-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