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先生所撰《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无疑是研究反右运动的一篇力作。文末有两行小注：“1997年9月被划为右派四十周年初稿/1998年9月最后修改定稿”。该文认为毛“引蛇出洞的战略部署起意于八届二中全会而决策于省市委书记会议，前后过了一个年头，跨度近两个月。”（《风雨苍黄五十年》，明报出版社，2000年，133页），该文征引颇详，言之成理。但文中从头到尾，都敬称这位阴谋/“阳谋”策划者为“毛主席”，字里行间充溢着浓厚的“毛情结”，引人深思。
   
    例如，文章开头论及整风转成反右之起因称：“有人说，这是毛主席四月三十日请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以后，没有料到鸣放如此放肆，忍无可忍，才在五月十五日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内部文章，这才是形势的真正的转折点。然而这些同志也未免太低估毛主席了。毛主席是何等样人物！平生军事的、政治的、大战场、小战场经历过不知多少。就以我所知的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单是从《内部参考》和《参考资料》上能看到的而且必然看到的国内外批判共产党的话就不知有多少，他怎么能为罗隆基的一句‘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就沉不住气而龙颜大怒呢？毋宁说为大蛇游入网内而高兴的可能还更大些。毛主席是一个战略家，正如陈毅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的诗里所说‘从来能兵观远略，于今筹划赖雄才’，不论是对付国民党的八百万大军，还是对付中国的五百万知识分子，毛主席都是伟大的战略家。”（同上，119页）
   
    文中还有这样一段回忆：“就在波、匈事件紧张的时候，毛主席派他的秘书林克来征求王飞和我（当时新华社国际部的主任和副主任）对于波匈事件的看法。我竟不识相地提出了实行‘大民主’的建议，殊不知却正好给了他老人家一个得心应手的武器（当然，以毛主席超速运转的脑袋也并不难创造出别的一个名词来）。他在几天以后（十一月十五日）就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批判了我的‘大民主’。但是又告诉吴冷西说：‘回去不要批评他们，他们是好同志’，又说‘这不是几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思潮’。我当时浑浑噩噩，不以为意，后来当了右派再回想起来，却觉得其中大有文章。”（同上，133页）

   
    由此看来，尽管李先生晚年揭露和抨击毛时代的皇权专制，倡导回归“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精神，迭有佳构，不遗余力。但由于其早年的“革命”经历，对于毛形成了某种特别的心态，包括崇拜、敬佩与折服。即使入了另册，“也还是椎心泣血日思夜想怎么改造自己，使自己能跟得上毛主席的思想。”至于“后来也渐渐滋生了怀疑以至反对他老人家的思想，那是1959年在农村经过两年改造以后看到大跃进的失败，农村开始有人饿死时的事情了。”（同上，117页）自此其对毛的崇拜慢慢减退直到最终全部消失，可是，敬佩和折服却一直保留着。
   
    何以如此呢？因为毛“经历过”无数“军事的、政治的、大战场、小战场”，打败了“国民党的八百万大军”，夺取了天下。而作为追随毛“革命”的一员，作者也“成为了一个胜利者，一个解放者”，与有荣焉。虽然57年栽了跟斗，但以往曾经有过的光荣感，使其依然对这位“伟大的战略家”犹存敬意。
   
    事实上，作者认为“毛主席一生的转折点就是胜利，就是建国，就是作为新中国的建国方略和建国大纲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同上，7页）他完全肯定毛“建国之功”。
   
    非但如此，对于毛引蛇出洞，发动反右，使五百万知识分子溃不成军，作者一方面使用“孔子：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作为该文副题，尖锐地直指毛违反诚信；但另一方面，又再次称之为“伟大的战略家”，甚至对本身罹祸一事也只怨自己“浑浑噩噩，不以为意”，同时隐约暗示毛并非“不教而诛”。如此冷静洒脱，对于反思固不无好处，可是难免令人产生为毛减罪之感。
   
    这种“毛情结”，应与作者所处地位有密切关系。如上所述，他毕竟曾是参与新朝建立的一分子，属于既得利益者，“直到1957年被划为右派”。由于毛批判其“大民主”论时，还特地交代要给以安抚，并称之为“好同志”，故他对毛不无某种感念之情。何况他虽被定为极右，但受到的是四类处理，即撤销原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这就比那些遣送边远地区农场监督劳动者之惨状，简直是天上地下了。
   
    无独有偶。另一位57受害者邵燕祥，也是四类处理。邵的回忆录题为《别了，毛泽东》。卷首《作者的话》写道：
   
    谨以此书，献给在1957年所谓“反右派斗争”中受迫害的同案者及其亲属，数以百万计的人们；
   
    献给曾在苦难中，以爱和信任支持我、鼓励我活下去、站起来的亲人和朋友；
   
    也献给所有跟我一样曾经迷狂地唱过颂歌、喊过万岁，而终于向毛泽东道了永别的人们。（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
   
    邵比李先生小十岁，自称“新政权的既得利益者”（见该书目录）。书中也提到李先生因“大民主”论受毛批判。比较起来，邵的“毛情结”没留下什么痕迹，确实“向毛道了永别”。所以，书中对于49年至57年的回顾，就不同于李先生所说的“中国近百年来最平稳安定的时期”。
   
    如今年过七十的大陆自由主义者中，不论其当年是否戴过“紧箍咒”，具“毛情结”的并非个别。他们有的对毛的“新民主主义”赞不绝口，有的把中共建政至反右前称作黄金岁月。但愿他们能够通过认真的反思，拨开迷雾，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如果连他们都不能明辨是非，那年轻的一代势必会被误导，从而对在中国争取实现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斗争，产生负面的影响。
   
    （08-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