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后的头八年，是金光万道朝霞满天的美好岁月吗？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但持肯定答案者不在少数，例如，前几年去世的李慎之先生就是这样看的：
   
    “毛主席以武功取天下，又以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治天下。建国伊始就宣布不能行仁政。自批判电影《武训传》以后，即运动不断：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土改合作化。。。刑戳颇广，而思想禁锢之严更是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但是如果对这段时期有一个大体平衡的看法，那就应该说这是中国近百年来最平稳安定的时期。”（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明报出版社，2003年，142页）
   
    他后面还提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使“我们这样对毛主席无限崇拜的青年人都在等待及身亲见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了。”（143页）

   
    李慎之（1923。8。15-2003.4。22）被称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头人”、“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界的泰山北斗”（苏绍智语，见该书《后记》，398页）他的看法自然有其根据。但窃以为，这里面残存着当年“对毛主席无限崇拜的青年人”某种情意结，于是，其所称“大体平衡”实际还是有倾斜的，甚至是与其前面的话自相矛盾的。很明显，毛“建国伊始就宣布不能行仁政。。运动不断。。。刑戳颇广，而思想禁锢之严更是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既如此，怎能说“这是中国近百年来最平稳安定的时期”？
   
    下面我们不妨依时间先后，简略地逐一回顾李先生所提到的政治运动：
   
    1，镇反。始自1950年中共中央“双十指示”，即毛决定介入韩战前夕，至53年11月结束。对象为“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及反动会道门头子”，以旧政权军、公（务员）、教员为主。截至52年底，处决240万人（其中包括100多位抗日国军将领），此乃官方公布的数据。另一方面，也有学者称，仅上述军、公、教人员被镇压者500万。因中共档案不公开，到底多少难以确定。
   
    平心而论，这里面不排除部份属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但草菅人命、滥杀无辜也不在少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运动实际背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的承诺，对起义、投诚、被俘及留用的旧军政人员实行秋后算账，不讲诚信，食言而肥。尽管被“杀、关、管”的直接受害者，在五亿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过1%左右（以500万人计算），但连同其家属便逾千万，后遗症不容小觑。
   
    2，土改。1950年6月30日中共公布《土地改革法》，宣布“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至52年土改结束。首当其冲的地主在“村村见血”的左倾做法下，遭肉体消灭者车载斗量。即使得以存活者，连同家属子女，跟富农一起，从此成为“贱民”。历时27年多，直到1979年方取得较为正常的社会地位。地富及其子女人数，倘按农村人口5%计算，土改时应有2000余万，其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绝对不应无视。
   
    3，三反五反。“三反”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党政军机关及学校内进行，时为1951年11月1日至52年2月中旬。据张鸣教授《执政的道德困境与突围之道》，仅全国党政学系统，参加者383万人，查出贪污一千万元（旧币，相当于新币一千元）以上者共十万人，占参加运动人数2.7%。但实际受审查，被称为“老虎”的“三反”对象比例远高于此，如西南局属下27万人，自动坦白及被人检举贪污的共12.4万人，占45%。“老虎”高达三、四成的单位比比皆是。不过，真属贪污者在参加运动人数中，仅占千分之一罢了。许多人无非多抽了几支烟，或用了几张公用信纸就被指贪污。连苏步青、蔡邦华这样的名教授，在运动中也被斗得七死八活，过不了关。可见偏差之严重。
   
    “五反”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针对私营工商业者，时在1952年1月26日至同年5月初。本来，对不法经营者绳之于法是必要的，但搞群众运动，便难免过火，罗织构陷。如上海清出工商业者“违法所得”高达“十万亿元”，超过资本家1951年全年实际所得，可见荒唐。由于方法不当，人心惶惶，自杀者无地无之。
   
    “五反”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极大负面效果。上海失业人数达13万，超过解放初期。重庆2万工人失业，邓小平急电反映该市很多市民无食物或缺少食物。天津批发贸易减少一半，运输减四成，粮食成交量下降一半，税收减少三、四成。
   
    整个“三反”、“五反”运动，从经济效益看是得不偿失。贪污退赔和“违法工商户”退补两项加起来，不够堵塞运动给国家财政造成的窟窿。以至毛后来皇恩大赦，就荣毅仁等几十个大资本家的处理发话道：“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原划“基本守法户”，要退赔“违法所得”）（以上资料来源：张鸣文章，载《二十一世纪》2005年12月号）
   
    4，合作化。1951年9月，中共召开的首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作出决议，合作化正式开始，当时大陆土改尚未结束。次年6月15日，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称“分15年进行，此期间确保私有财产。”但53年11月4日，毛即批评“反冒进”，指示加快合作化步伐。55年5月17日，毛要求56年春耕前建立130万个合作社，10月又将原来五年实现的计划缩短至“三个冬春”完成。当年年底宣称，“只要56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合作化”。各省唯恐落后，互相攀比，结果56年底果然大功告成，97。9%的农民入了高级社。
   
    正如李肃《1949：农民噩梦---合作化》的标题，高级社彻底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多数农民经由土改得到过的好处全部丧失，从此几乎谈不到什么生产积极性。著名作家赵树理在56年8月写信给上级党组织称：他所在的山西农村“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民生凋敝，民怨沸腾，便是合作化的结果。直至80年代初改革开放，实行所谓“家庭联产承包制”（即“包产到户”），才使农民得以喘一口气。而改革，实质上就是把合作化改掉。不过，农民的土地是拿不回来了。
   
    5，肃反。始于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颁布的指示，56年中运动结束。全国党政军学共立案审查140余万人，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有八万一千多人，错案率94%强。130多万人蒙冤，故57年整风鸣放中属最热门话题，无论高级民主人士或“五。一九”运动中的大学生，不约而同就此大发议论，由此被打成右派者应不少于十万人。
   
    通过以上扼要的回顾，无疑可以将这几年毛之所为，概括为六个字，即：镇压，剥夺，整肃。
   
    镇压（杀、关、管），除土匪、恶霸外，主要是对旧政权的军政学各界人员，还有农村中的地主富农。其中，人头落地者不下三百万。
   
    剥夺，包括对农村的地主和农民。后者是通过合作化而达到。对城镇工商业者及小手工业者的剥夺，则是1956年1月“公私合营”实现的。
   
    整肃，始于1951年对《武训传》的批判，接着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胡适，批判胡风，一句话就是洗脑，逐步实行思想禁锢。
   
    这里要补充一下1956、1957年大陆农村、工厂的若干情况。
   
    据戴煌和美国学者弗里曼提供的材料，全面实现合作化后，“部分共产党员的村镇干部已经成了‘新恶霸’”，农民深受其害。戴煌认为，“农村中的坏干部的数目大约占总数十分之一二，也就是大约有三十万到六十万之多，他们除杀人放火之外，几乎无恶不作”。（转引自钱理群《拒绝遗忘》，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24页）弗里曼指出，“把权力垄断在农村地方干部手中的一个可怕后果是，欺侮妇女泛滥成灾。”“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干部和群众之间财富和特权上的最大差距出现了。生活最窘迫的妇女们开始不愿干农庄的田间农活，在家养鸡的钱比拼命干活挣来的微薄收入多得多。。。地方干部享有获得国家财富的特权，可普通百姓却由于市场关闭，只能以实物交易取代钱币，因而身无分文。1957年，河北省副业收入比1949年下降了25%。畜牧业收入几乎下降了一半。现金就更少了”。（同上）
   
    至于工厂，刘宾雁1956年7月在哈尔滨采访时，一位团市委干部告诉他：“在一些工厂里，工人根本不把工厂当作自己的。已经出现多起工人盗窃工厂物资的情况。当然，这也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太困难了。”（同上，36页）
   
    综上所述，大陆社会在反右之前的将近八年里，如果有人感到平稳安定，那只是局部的表面现象。而且是仅就尚未直接受害者而言。毛时代的本质是史无前例的暴政，那是从1949年他坐上中南海金銮殿的宝座开始的，1957年之前或之后，并无根本区别。若有的话，就是其暴政愈来愈厉害。
   
    我对李慎之先生十分尊敬，但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不表示一点不同的意见。
   
    （08-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