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这是1957年5月22日晚，林昭在北大“民主论坛”公开坦露的心声。
   
    事缘5月19日校内出现了第一批大字报，由此引发了“五。一九”民主运动。其中所提出的“取消党委负责制”、“确保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等等，都包含了对中共极权制度的质疑与挑战。由于在林昭心目中，“真理是高于一切的；而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因而对一切真理的探索者都应该给予‘同志的爱’。这是她的基本立场和原则，也就是她在这一时期反复说到的‘良心’所在。”（钱理群《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308页）
   
    “但作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的林昭，当然知道，党团的组织性要求每一个成员将党当作真理一样无条件地维护，任何对党的怀疑都是有罪的，更无庸说公开的批判。于是，就产生了‘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同上，308-309页）

   
    正如钱理群所说：“这其实是我们那个时代每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都曾面临的矛盾。”如属党员，那就是“党性”与“良心”的矛盾。
   
    在这点上，《别了，毛泽东》（邵燕祥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里谢文秀的遭遇引人深思。
   
    邵燕祥，1933年生，50年代任职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51年出版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以政治抒情诗知名。1953年加入中共。但1957年被划为右派，送农村“劳动锻炼”。其妻谢文秀亦于1958年初自中央台下放河北农村。未几，进行“整风补课”，谢差点也掉进罗网。
   
    据谢回忆：当时“让每个人写大字报交心。我竟张贴大字报说想不通邵是右派，还引经据典：苏联的杜金采夫虽然写了《不单是靠面包》受到批判，但并未因此成为敌人云云，还说，如果邵是右派，那么，我更是右派。”（同上，481页）
   
    在此之前，她曾在一次团支部会上转述其房东大娘的话。那是一户下中农，户主担任生产队长，一家六口日子过得很艰难，“瘦得皮包骨的大娘”（队长之母）眼看三个孙儿、孙女挨饿，“忍不住数落了高级社的种种弊病，说还不如初级社。”她“自以为是反映了贫下中农的呼声。”结果被指为“否定合作化”。那属于右派言论。
   
    眼看着两笔账一起算，她以为这趟在劫难逃了。不料竟然幸免于难，事后得知，是下放干部工作团领导核心中，“有三个老同志，力保”她过了关。“理由是：已经有一个右派了，别让一家子都是右派。”
   
    这三人以后多次见谢，从不提这事。而谢夫妇“从侧面了解到当年的实情，也没当面感谢过他们。”（同上）
   
    关于后面这一点，邵解释道：“这几位老同志，在对我们特别是挽救文秀的问题上，出于人之常情，出于人性和良知，有所坚持，有所抵制，但在此时此地，这不仅冒着被指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的风险，弄不好还会被对立意见持有者置于死地，落一个丧失党性、丧失立场的罪名。我如果明言感谢他们对文秀的照顾，不是等于感谢他们党性不强、立场错误嘛，这将使忠忱的老党员情何以堪？”（同上，473页）
   
    由此可见，中共党员的党性，跟“人之常情”，跟“人性和良知”，是水火不容的。坚持党性，就要不讲人情，灭绝人性，泯灭良知！
   
    邵燕祥还写道：“在当时下放干部领导核心中曾主张划文秀为右派，但处于少数的两位，后来没有坚持己见，穷追猛打，并与主张宽待文秀的同志和平共处，在那个斗人斗红了眼的左倾年代，也算很不容易了。”（同上）
   
    的确，这两位多少还残留了一点人性。正如邵在前面指出的那样，他们若不罢手，是可以向上告状，使那三位“真是菩萨心肠”（谢文秀语）的老党员一尝苦果的。那样的话，他们“被指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算轻的，重则其中一、两人可能给加上“包庇右派”的罪名，连同谢文秀一起掉进万丈深渊。事实上，中共资深党员或领导干部中，57年因所谓“包庇右派”而入另册者大有人在，那往往是对立的一方泄私愤之所为。
   
    就谢文秀而言，她后来便遭到顶头上司类似性质的对待。好在“吉人天相”，该员未能得逞。
   
    那是十年后的1968年秋，文革前已回到中央台工作的邵早被揪出遣送农场劳动。当时谢所在部门要派一人到郊区劳动半个月，支部书记邹某通知她去。她清楚：这是有意出难题。因为“部门十几个人，年轻的单身汉就四五个，有孩子的也都不是单亲家庭，只有我一人带两个孩子”。
   
    邹某何故为难她呢？原来这位农民出身的支书对自己没当上官有怨气。按理说谢工作多年连个组长也不是，并无碍于邹某。谢分析“也许因为我是所谓业务骨干，客观上得罪了他。”这是一。二是由于邹在文革之初整过一位女党员，那是个少年参军后调干上大学的编辑，主持《阅读与欣赏》节目十分尽责，落下了散布封资修大毒草的罪名挨批。谢为其打抱不平，从而又“得罪”了邹。于是这回便要吞下苦果。
   
    她大儿子不到八岁，小女儿五岁。后者全托倒可以在周末不接，请幼儿园一位老伯老两口再辛苦一两次代管。她向邹某说：“我可以去，但是孩子只能住到崇文门内奶奶家。”这样，孩子每天乘公共汽车上学，还得过两条马路。谢心想，“他要是还有一点同情心，会犹豫的。他不也有儿女吗，他难道就舍得自己的孩子冒这样的风险。哪知，他还是执意叫我去。”（同上，495页）
   
    所幸工宣队的一位范师傅获悉此事，这位刚来几天的老工人对谢说了一句：“让这么小的孩子乘车来回过马路，太不安全，你别去了。”那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之际，范一锤定音，谢渡过难关。
   
    当时进驻中央台的工人师傅，应为党员无疑。范之此举，显然是“出于人之常情，出于人性和良知”，跟谢58年整风补课时那几位恩人一样。不过，由于身份地位不同，范大概没有感觉“党性”与“良心”的矛盾。因为即使邹某对此不满而上告，范也不会有多大风险。工人不划右派，可以免于恐惧。这是和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
   
    反过来说，林昭57年所说的“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就包含了“对权力的恐惧”在内。
   
    对此，钱理群这样写道：“林昭这句话，一夜之间就传遍全校。立刻有人反驳：‘青年团的组织性就是良心’，有人支持：‘你吐露了真心的怀疑’，并引发了更深刻的反省：‘同志啊，我知道你那欲言又不敢的苦衷，多少人和你一样，有着这种复杂的心情。扪心自问，在过去，我们曾多少次说出了违心的话，做了它（组织）驯服的奴隶。多少次压抑了自己，伤害了别人。如今事过境迁已悔之莫及；有的事使我们如此羞惭、痛苦，有的事将使我们遗恨终身’。---可以说，林昭的直言，唤起了北大学子对自身奴隶状态，内在的奴性，以及在这背后的‘对权力的恐惧’和‘自私自利’之心的反省。这是一个从内心深处，摆脱精神奴役的枷锁，追求思想的独立与自由，恢复人的‘良心’与本性的开始。”（钱理群《拒绝遗忘》，309-310页）
   
    钱理群的上述分析，显然也适用于北大学子以外的毛时代的广大知识分子。但像邹某那样的农民出身的中共基层干部，一般不存在“对权力的恐惧”，只有“自私自利之心”。他对谢的嫉恨及报复，与其“党性”毫无关系。他的“同情心”、“良心”，早被“自私自利之心”挤出胸腔，俗语叫做“良心被狗吃了”。
   
    由此想到邵燕祥书中提到的那个德国童话《冷酷的心》。像邹某这种人跟其中的彼得差不多，那颗原来有血有肉的心已被恶毒的女巫取走，换上了一颗石头做的心，变成“心如铁石”了。而在毛时代，其洗脑功夫比女巫还要厉害得多。非但昂藏七尺的壮汉可能受其驱使，成为残忍无比的打人凶手；连本来“文质彬彬”的十来岁的少女，也会指挥同龄女伴挥舞铜头皮带，将病弱的女校长活活打死。大名鼎鼎的宋彬彬就是例证。
   
    说千道万，自毛踏上井冈山起，中共为了打天下、坐天下，就背离了“人之常情”，其“党性”跟“人性和良知”便如冰炭不同器。所以，谢文秀说的“我始终相信好人任何时候不会泯灭良知，即使在疯狂时代”，未免有点一厢情愿。如果这个“好人”被极权制度彻底洗脑，那即使不在“疯狂时代”，也会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坏事。
   
    还是记住邵书中引述的伏契克遗言吧：“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啊！”
   
    （08-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