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官”，即郑少秋，已故艺人“肥肥”前夫。香港股市有所谓“秋官/丁蟹”效应，指1992年11月郑饰演《大时代》主角丁蟹以来，每当其主演之电视剧上演，股市即急剧大跌的现象。经济理论以此为巧合，但信以为真者不乏其人，某国际证券行之研究报告也指事出有因。无论如何，二者与中共文宣名人胡乔木搭不上界，似风马牛不相及也。
   
    然而，斯大林概括辩证法四法则。首项称“普遍联系”法则，意为世间一切事物俱有联系。是否如此兹不论，但另有所谓“蝴蝶效应”云：拉美亚马逊森林中一只蝴蝶翅膀扇了一下，大洋彼岸的非洲可能刮起风暴。若然，则胡乔木与秋官、股市也许不无关系也未可知。
   
    在继续探讨此话题之前，有一点可以肯定：胡乔木与肖乾、储安平有关系。要言之，胡曾充当“伯乐”，举荐二人担任文宣重要职务，时在1957年初。

   
    据邵燕祥回忆：胡“以中宣部副部长的身份，提名肖乾这位党外人士参加《文艺报》的编委会，并任《人民日报》副刊顾问。《人民日报》于（56年）7月1日改版，扩大到每天八版，第八版增设副刊。改版是胡乔木主持下进行的，可以视为‘双百’方针提出后的一项重要举措。在每天的副刊头条位置，固定的花边框框里发表一篇八百来字的杂文，可谓创举。”（邵燕祥《别了，毛泽东》，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301页）
   
    一年后，肖乾被揪出，主要罪名是妄图篡夺《文艺报》的领导权（肖当时已更上一层楼，升任副主编，位列两位党员副主编之后）。另外，他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的一篇谈人事工作的杂文，也被指为大毒草。考其厄运，是否始自“乔木同志”的青睐呢？
   
    诚然，由于肖40年代曾在《大公报》嘲讽郭沫若称“老”，得罪了这位“鲁迅之后的文化旗手”（中共赐予的“谥号”），郭对此怀恨在心，亲自撰文，将肖及其老师沈从文定性为反动文人。故即使肖50年代像沈从文一样，埋头于类似“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纯学术领域，“夹着尾巴做人”，反右时亦未必能逃过一劫。但如不到《文艺报》任职，也不写杂文，到底政治风险小得多。
   
    不过，80年代肖复出之后，对当日的举荐者胡似乎并无抱怨。倒是对《文艺报》主编张光年耿耿于怀。因张以休假为由，请其暂代编务。肖晚年一直认定，此乃蓄意使之坠入陷阱之阴谋。其实，无论胡最初的敦请，或是张后来之安排，恐怕初衷均在发挥肖之才干，办好《文艺报》以利“百花齐放”而已。至今尚无证据显示，他们旨在“引蛇出洞”而起用肖。
   
    同样，储安平也是胡乔木力邀“出山”的。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最后的贵族》中写道：“据说，胡乔木一直很欣赏储安平的才干，竭力主张由他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1957年4月1日，储正式走马上任。同日，《光明日报》原有的中共党组撤销，储“便开始了疯狂的工作”。他大力改变报纸的版面和内容，使之焕然一新，生气勃勃，积极配合整风鸣放。从5月4日起，该报又分别在上海等九城市，“邀请部分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举行座谈会，给中共提意见”。与此同时，还向全国九大城市的百余名知识分子发组稿信，恭请他们“结合互相监督的方针发言。”（同上）
   
    无疑，到此为止，这一系列举措，对胡乔木来说应是“深庆得人”。因为毛当时一直使尽浑身解数游说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光明日报》如此卖力，对于“今上”堪称“正合孤意”。
   
    曾几何时，风云突变。5月15日忽然“转了”，极少数高干陆续接获通知，例如邵荃麟就从周扬的电话得悉风向。但胡乔木并无告知储安平。因此，五月下旬他还派记者前往北大，采访刚兴起的“五。一九”学生民主运动。
   
    6月1日，也就是储就任“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老总”整两个月，他在中央统战部的座谈会上作了以“党天下”知名的发言，走到了其政治生涯的顶点。一星期后的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毛公开发布所谓“反击”令。
   
    当天下午，储到报社社长章伯钧家里面递辞呈，并说头天就有人贴大字报点他的名。显然一切早有预谋。而参与枢机的胡乔木（他和吴冷西是事前最早从毛那里看到《这是为什么？》改定稿的两个人），当然洞悉全过程。
   
    邵燕祥的回忆录中写道：“胡乔木是‘圣之时者’那一路人，跟得快也转得快。”（《别了，毛泽东》，301页）李慎之曾评论说：胡一辈子都是尴尬人。意思是他随侍在毛身边，要“紧跟”圣意很不易，毛的主张未必同他的想法一样，他必须急速转弯。例如，59年庐山会议前期，胡的“右倾”言论就不少，但毛一变脸批彭，他就只有三缄其口，内心不见得服了。
   
    凭心而论，胡是有文才的。他对肖乾、储安平当初也是惺惺相惜，应无害人之心。但他本身不脱书生本色，不谙为政之道。尤其是毛，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心腹大患，对肖、储这样留学西方又有独立思想的文化人，更必欲去之而后快。所以，胡简拔肖、储，委以重任，实际是使之蹈至险地。风向一变，胡自己还能乘近水楼台之便“转得快”，从而得以全身而退。肖、储则无可遁逃，必陷灭顶之灾。此即所谓“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写到此，想起《三国演义》《元直走马荐诸葛》，徐庶举荐孔明后，曾亲至卧龙岗请其出山，孔明听罢“作色曰：‘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看来肖乾、储安平都属于满肚洋墨水的一代名记者或政论家，对于古老的中华文化特别是皇权统治下的君臣关系、政治伦理，缺乏深刻的认识，对延安山沟崛起的中共更茫无所知。因此，他们后来栽了个大跟斗甚至遭杀身之祸，成了“享祭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
   
    关于这一点，不妨引用储的前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常芝青（中共党员）的话。“储安平出事后，常芝青在一份材料上曾说过：‘我个人以为，乔木同志对储安平的一些看法与估计看来是未必符合实际的’”（谢泳《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46页）撇开常话中的价值判断，胡乔木仅仅着眼于才干，让储担负该项重任，实有考虑不周之弊。其“看法与估计”的确脱离了实际。但最终落得如此可悲的结果，却是他所始料不及的。或者说，脑子灵活如胡乔木，怎么也想不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
   
    回到本文的题目，大抵世间事扑簌迷离，当事人往往无从预料。秋官想不到他扮演的丁蟹成为无形黑手，拖累股市；胡乔木也猜不到整风变为反右，祸及肖、储。
   
    “冥冥中有定数”，或许这就是秋官、股市跟胡乔木的关系？
   
    （08-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