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胡绩伟《余丝记》，为其坦率而睿智之言至受教益，内中一段话尤其发人深省。
   
    文中称：“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对马克思主义还是作过一番研究，认真读过马恩的一些著作。马恩的著作很难读，我曾经用三个月的业余时间攻读《资本论》，结果，懂得很少，很肤浅。”所以存在“难读”的困难，倒不是由于中国人脑子笨，而是由于马恩的研究主要是结合西欧社会情况进行的，这个时空距离不可小觑。如果不详细占有西欧社会发展的材料，就很难判断马克思分析的正确性。比如巴黎公社起义，公社委员多数是布朗基主义者，即凭借密谋的武装冒险者，而且，当时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潜力尚大，远未达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并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所以，公社只存在72天即告失败。马克思急急忙忙总结公社起义经验，确定他们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范例，没有指出它的不成熟性。我们今天应该如何认识马克思的这种态度呢？这个例子说明，对马恩著作涉及的社会发展状况存在某种程度隔膜，是马恩著作“难读”的重要原因。
   
    曾经担任过《人民日报》总编辑、文化程度较高的胡绩伟，尚且表示马恩著作“难懂”，可以想见，当年中共高层真正读懂《资本论》的，实在寥寥无几。大概所谓“国际派”，即曾留学苏联，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的领导人，如王明、博古、张闻天，他们应是比较认真读过而且读懂了的。至于康生，虽号称“理论权威”，却并无理论著作，故很可能是似懂非懂。还有陈伯达，算是延安时期中共主要笔杆子，但于光远指出，陈连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也弄错了（见于光远《我眼中的他们》，时代国际，2005年）。故陈也未必读懂了《资本论》。

   
    还应指出，王、博、张虽可能读懂，但他们读的并非德文原著。就笔者所知，20年代有两位留德的知名人士确对《资本论》有所研究，这就是陈寅恪和章伯钧。而他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其原因可从胡绩伟文中找到答案。即：由于他们比较详细地“占有西欧社会发展的材料”，能够“判断马克思分析的正确”与否。他们看到中国“当时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潜力尚大，远未达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并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一句话，“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这和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后来的见解是一致的。而且我相信，陈也应属于读懂了《资本论》的极少数人之列。
   
    《资本论》的中译者郭大力、王亚南等，无疑读懂了原著，但他们都只是学者，而非革命者。他们立足于学术研究，不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共在已故领导人的悼词中的“谥号”风马牛不相及。
   
    毛在延安整风时期曾要求党内高干学习马克思主义。但他强调的是应用，用他的话来说，叫做着重于“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马列主义中，他真正信奉的是列宁主义，却把马克思作为老祖宗供奉起来，就像神主牌一样，让党员及其追随者顶礼膜拜。就理论著作而言，毛突出地提到的是《联共党史简明教程》，把这部斯大林倡议和亲自参加编写的苏共教材捧为最有用的经典。殊不知它实际上已把马克思的学说搞得面目全非了。
   
    尽管斯大林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但他有一句话是不错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毛本人及其“亲密战友”都谈不到有什么“革命的理论”，诸如“造反有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类，仅仅是打天下的口号或策略。所以，他毕生从事的，也不过是游民无产者最热衷的“共你的产”的“痞子运动”，而根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
   
    正因为毛的追随者中，农民占绝大多数，又以游民无产者为中坚或先锋，他们大都没有文化，所以毛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大旗。说穿了，其目的便是他自己在《反对党八股》里所讲的，无非“装腔作势，借以吓人”。试想连毛本人都读不懂马克思，身上没装几滴墨水的高中级干部更不明其意，他们以为马克思著作就像天书一样高不可攀，心中对其充满虔诚的信仰，也就任由自延安整风起垄断了话语权和解释权的毛随意发挥，唯毛马首是瞻。
   
    应该指出，毛如此宗奉马克思主义，“废黜百家，独尊马氏”，其本身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在毛治下，仿佛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掌握了真理（由于斯大林与之有矛盾，故后来对斯有所批评）。这是极为荒谬的。诚然，马克思是个伟大的思想家，也是政治经济学家，哲学方面造诣也很高，但不等于人文科学的所有领域都要奉之为祖师，自然科学就更不要说了。但中共却硬性要求，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甚至马克思毫无涉猎的学术领域，例如考古学，也要极力寻找他说过的只言片语充当“指针”。归根结底，毛这种思想文化定于一尊的独裁手段，是为他的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服务的，跟他所鼓吹的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理想完全背道而驰。
   
    “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是跳蚤。”马克思这句话，不正是针对毛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假马克思主义者说的吗？
   
    （08-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