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来源：观察
所谓受教育权，是指公民有从国家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以及获得接受教育的物质帮助的权利。早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六条就规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初级教育应属义务教育，技术和职业教育应普遍设立。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后来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又进一步强调中等和高等教育应逐渐做到免费。受教育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从中国宪法第四十六条和教育法（一九九五年）、义务教育法（一九八六年）、职业教育法（一九九六）、高等教育法（一九九八年）、民办教育促进法（二零零四年）等法律文件的规定来看，受教育权主要包括受学前教育权、受义务教育权、受高等教育权、受成人教育权、受职业教育权、受扫盲教育权、受特殊教育权、受终身教育权等。
国家和政府应当竭尽全力实现公民的受教育权，受教育权是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还应当受到司法的保障。言论比较开明的《学习时报》曾经发表《受教育权：人类进步的源泉》一文，文章指出：受教育权因人类接受教育的天性而生。人类与动物的最大区别之一是他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而贯穿于个人整个一生的 社会化过程便是这一能力的培养过程。正是通过各个阶段的教育，个人不仅获得和发展了思维、情感、语言和行为方式，而且学会了在社会规范的制约下，提高自己适应社会变化的生存能力和发挥自身的创造力。持续的教育一方面使得劳动技能、科学知识、传统习俗、价值观念通过每一代人的学习、模仿、研究、继承或变革而世代相传，另一方面使得包括理解力、创造力和归纳综合能力在内的人类的特征通过不断强化，在个体机体中积淀下来而迭代进化，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如此，终身学习、接受教育便成为个体及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建立学习型社会成为现代民主制国家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可以说，将受教育权给予每一个人且保证它的实现，实际上是挖掘了人类进步的源泉。
中国西部地区乡村教育难以为继、农村孩子失学率不断上升的现状，已经到了迫在眉睫、必须立即加以改变的地步。在总体投入严重不足的国家教育经费中，大部分都集中于东部地区的大城市、集中于少数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是被遗忘的黑暗角落。二零零七年三月至五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二零零六年九月一日施行的义务教育法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发现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共欠债五百多亿元。人大副委员长路甬祥的相关检查报告说，欠债形式主要有：施工队垫款、银行贷款以及向教师和社会贷款。美国德克萨斯理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蓝云表示，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没有钱，主要还是对义务教育是不是重视的问题。五百多亿元的债务远远赶不上全国官员公款吃喝的花费（三千多亿），相信补偿这笔债务不是难事，但是为了防止今后继续欠债，必须杜绝地方上对义务教育经费的挪用。“我们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要起到作用，对一个地方的经济起作用，很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以后，所以如果是急功近利，想要上面看到政绩的话，这个钱很可能会被挪用到其他地方，建高速公路、建其他比较看得见的东西。”
基础教育西部地区的乡村中小学，因财政困难而大批合并和关闭，教学质量在原有基础上大幅下降，学生辍学率日渐上升。农村教育的脊梁——教师——成为一个赤贫阶层，数十万计的为乡村教育奉献一生的“代课教师”被侮辱性地“清退”。昔日，日本将中国甲午战争的赔款首先用在基础教育领域，在短短十年时间里便实现了全民的免费的基础教育，基本消除了文盲。在此基础上，国力才突飞猛进，虽然经过了军国主义时代的歧途以及二战战败、经济崩溃的考验，但由于其国民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迅速便完成了国家的重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今天，连缅甸、尼泊尔、柬埔寨等远比中国贫困的国家，都基本上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中国的《义务教育法》却形同一纸空文，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农村适龄儿童的人数超过了一个欧洲中等规模的国家的人口。
九十年代以来，出生在中国农村的孩子，其前途显得越来越灰暗，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成为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受益者：一方面是农村经济的凋敝、农民收入的减少，另一方面却是学费的猛增、高考制度的“杀贫济富”，使得农村孩子的辍学率迅速上升。农村孩子考上大学的机率，亦大大低于城市孩子；许多农村家庭的孩子即便考上了大学，父母也无力支付他们完成大学学业的所需要的昂贵费用。有感于此，全国政协常委叶大年院士在《中国教育报》上撰文大声疾呼：“一方面是全社会存在着大量奢侈浪费现象，一方面是八千五百万人（此为官方公布的文盲人数）竟然连接受教育的机会都没有。那么多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浪费的钱，拿来投到教育如何？”他举例说，河北省威县是一个“普及九年教育达标县”，但该县贺营中学的三年间的总辍学率却到达了百分之九十。这个数字应当让教育部部长引咎辞职。
情况之严峻，让一贯于避重就轻的教育主管部门不得不正面回应。在二零零六年年初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披露说：二零零四年全国小学生辍学率平均为百分之零点五九，初中辍学率平均为百分之二点四九；部分西部贫困地区小学生辍学率为百分之二，初中辍学率在百分之七以上。他说，如果全国小学和初中的学生总数为一亿八千万的话，按全国平均辍学率计算，全国辍学的学生有二百三十万。然而，这个数字不足采信。同样是官方组织的《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的案例研究》课题组，在以乡镇为样本的抽样调查中发现，农村初中生辍学率最高的为百分之七十四点三七，平均辍学率约为百分之四十三。《中国教育报》披露说，由民进中央主持的一次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农村学校平均辍学率高达百分之四十以上。如此算来，全国辍学的初中生和小学生的人数当在七千万以上。这些数字与王旭明提供的“最权威的官方数字”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我们应当相信哪个数据呢？
数据是抽象的，一个个的故事让人触目惊心。一名农村女孩因被剥夺上学的权利而跳崖自杀的惨剧，引起了媒体的关注。虽然这个女孩后来获救了，但为了捍卫受教育的权利，她居然不惜付出生命代价，这究竟是谁之过呢？
在甘肃省榆中县新营乡谢家营村山顶社，村民杨育祥劳作一年，手头上只有一千块钱的收入，根本不够交两个孩子的学费。夫妇俩不得不作出了一个无奈的决断——牺牲女儿的学业。为了显示表面上的“公平”，父亲设计了一个小小的计谋，他手里捏着两个纸团，对两个孩子说：“现在家里没钱，你们只能有一个人上学，你们抓阄把，抓上的就把钱（学费）交了。”他让十八岁的大女儿杨英芳女儿先抓阄，其实手里的两个纸团都是空白的。女儿随意拿过一个纸团，打开一看，纸上什么都没有，她一下子瘫倒在地。
晚上，杨英芳独自来到离家不远处的一个叫二怀沟的地方，身后是深达三百多米的悬崖。她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书没有办法念了，我突然很绝望，就跳了下去。”她摔到了一片沙土之中，血肉模糊却没有致命伤。这里人迹罕至，她趴在地上忍受着剧痛呆了整整三天。经过几次晕迷，“突然听见上面有几个娃娃，我就呼救”。几名放羊的孩子发现了躺在悬崖下的杨英芳，她死里逃生了。
杨英芳被救回了家。杨育祥难以忘记见到女儿刚刚苏醒过来的情形：女儿睁开眼睛叫了一声：“爸爸。”又昏迷过去了。父亲用脸挨着女儿毫无血色的脸蛋，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心中充满内疚和自责。家贫如洗的杨育祥没有钱送孩子上医院治疗，“直到女儿出事后第七天，才有好心人给了一千元钱，到医院看的”。
杨育祥还是将事情的真相告诉了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女儿。说起这次“精心安排”的抓阄事件，这位忠厚老实的父亲嚎啕大哭起来：“我是实在没有钱啊！”对于同样无辜的杨英芳来说，她无法理解命运为何如此残酷。杨英芳成绩优秀，本来有考上大学的希望，当继续读书的机会戛然而止的时候，她无法接受这个可怕的事实，“那就像是天突然塌下来一样”。她在获救之后昏迷了好几天，只记得一件事，就是弟弟上学去了。“我就想着只有上学才能改变我的命运。”她躺在炕上，翻着书本，这是她惟一的寄托。
据杨英芳所在的恩玲中学的张少华副校长介绍，考上大学是这里的孩子改变命运的惟一出路，孩子上高中期间的各种支出是农村家庭最大的负担，是“黎明前的黑暗”。杨英芳和父亲都没有任何过错，应当指责的是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过少。然而，有一个名叫鄢烈山的评论家，却居高临下地批评杨英芳缺乏“生活的勇气和信念”，并建议杨英芳应当先去城市打工，积累生活经验。我不知道这个自诩为大众“良心”的杂文家，究竟有没有真正的“良心”。他不去思索造成这一悲剧的制度性根源，以及中国教育制度的重大缺陷，反倒建议这个以死抗争的孩子出门去打工，说些“好女子志在四方”的空话，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鄢大作家在经济富裕的广州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并将孩子送到英国接受老牌帝国主义的贵族教育，却大言不惭地指责一个被生活逼到绝路上的乡村女孩。文人无行，莫过于此。
同样是在甘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晚十一点，皋兰县一中高三女学生小青（化名）下晚自习后，在宿舍偷偷喝下了一瓶农药“敌敌畏”。不久，舍友们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农药味，随后就看见小青痛苦地在床上翻滚呻吟。老师和同学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将其送往医院抢救。她服毒自杀的原因是担心自己家庭困难，无力支付一百多元的高考报名费。
小青的母亲赶到医院，一边哭泣一边呼喊女儿的名字。她告诉大家，家里经济困难，今年家里的房屋倒塌了一半，但全家还是全力支付孩子上学的费用。而该学校的副校长表示，小青在学校学习相当刻苦，成就也很优秀，是同学和老师眼中的好学生。近期学校要收一百多元的高考报名费，令家庭困难的小青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这可能是导致她喝农药自杀的原因。将小青逼上绝路的居然是对许多城里人来说轻如鸿毛的一百多元钱，可见贫穷是何等可怕，而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对贫困学生的资助是何等不足。
在这群生活在绝望和哀怨中的农村孩子当中，马燕是一个幸运的“例外”。她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一名偶然到她家中采访的法国记者，这位记者将她的日记编辑成书，翻译成法文，并在法国公开出版。此书上市之后立即引起巨大轰动，马燕的命运也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然而，倚靠西方人的好心和善心，倚靠外来的捐助和善款，只能改变极少数农村孩子的处境，这不是一个值得期待和可以推广的方法。如果政府部门继续不作为，如果教育经费不大幅增加和向农村的基础教育倾斜，大多数农村的孩子只能继续“自动”地失去受教育的权利，从而沉沦在社会的最底层，乃至“永世不得翻身”。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