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多少神话被植入我们的记忆？ /杨宽兴

在文章中，穆先生从雷锋的个人收入、捐款时间、地点、对象等细节上的相互矛盾出发，利用捐款活动与雷锋日记之间的比照，把两次雷锋捐款活动中不符合基本常识和一般情理的地方细细道来，从中可以看出穆正新先生在资料收集和综合分析上所做的大量工作。象他过去的文章一样，穆正新先生仿佛在用一个超级侦探的敏感和推理，一步步揭穿谎言制造的各种蛛丝马迹，令人读过该文之后，忍不住拍案叫绝。

雷锋捐款如果是一个谎言，那么，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谎言，而是整体政治谎言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在谎言社会生活过的人恐怕难以想象这样拙劣的故事会被编造出来，并且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愚弄了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但在中国，事情就是这么荒唐，自从雷锋这样一个典型被树立起来以后，便成了普通中国人的道德楷模。在我的少年时代，雷锋曾经是我心目中的一尊神，在我的当时共产主义信仰体系中，雷锋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支点。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体系，如果不能确立让人感到亲近的道德高度，那么，它对于普通人的说服力就是有限的，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从来不缺少道德上的典型人物，但象雷锋那样影响一代又一代人，而且神像至今都没有完全倒塌的典型，实在并不多见。

雷锋这一道德楷模容易被民众接受的原因大概不外乎“他总归是一个好人”，好人总是应该受尊敬的，但我们不要忘记，与传统中的道德楷模不同，雷锋是一个被共产主义理想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有关雷锋事迹的报道告诉我们，他之所以做了一件又一件的好事，不是出于人性的善良，而是由于党的教育，也就是说，他所做的好事是在共产主义理想和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所做的，他的日记摘抄一再强调这一点。如果我们因为相信雷锋所做“好人好事”的价值，进而接受这个道德楷模形象而不能提出质疑，那么，在被迫接受雷锋事迹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也就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共产主义理想和毛泽东思想，有时候，这种“活生生”的形象比干巴巴的理论更能打动我们。

在毛泽东时代晚期，雷锋这尊神被一再拔高，随着毛时代的结束和市场经济开始成为社会主流，突出政治、要求人们无私奉献的雷锋精神遭受了冲击，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上曾经掀起对于雷锋精神的反思和讨论，但随着八九天安们运动的失败，雷锋形象和雷锋精神一度重新辉煌。1992年春天，陷入生存困境的我借住在一个高校校园里，每天都要看到校园墙报上画得十分拙劣的雷锋画像，耳朵里灌满了有关学习雷锋的各式各样的宣传，在经历过信仰的崩溃和生存状况的急剧恶化之后，少年时期的偶像雷锋，这个时候在我看来已经充满讽刺意味，觉得十分厌烦。由于从根本上认识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我早已对雷锋事迹产生怀疑，但由于基本的道德约束，我也曾将自己的这种怀疑视为某种程度上的玩世不恭。

现在看来，无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讨论，还是意识形态破产带来的思想反弹，都没有抓住雷锋问题的核心。毕竟，所谓的雷锋精神是以雷锋个人事迹为基础的，如果雷锋事迹被证明为靠不住的，那么，任何正面意义上对于雷锋精神的严肃讨论都是一个笑话。

穆正新先生的《雷锋捐款假案》让我们看到，所谓的雷锋事迹不仅仅是被夸大，而且很可能从头到尾都是一种策划和精心包装。正如穆正新文章所揭露的：“和平人民公社致部队首长的信落款日期是1960年11月11日，而雷锋居然在9月份就看到了信知道了公社党委‘来信表扬我’，并且超前两个月就觉得‘很不安了。”这种时间顺序上的完全不合常理应该可以说明策划在先、操作在后的雷锋捐款事迹真相。

缺少事实依据的“英雄事迹”是廉价的，而那种集体策划和操作出的“道德楷模”则更令人苦笑不得。现实中的雷锋究竟是什么样子，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许永远都不能获得答案了，但由于雷锋的私人物品手表、皮夹克以及雷锋热衷于当时的高消费行为——花钱拍摄放洗以及彩绘照片等被陆续公开，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雷锋正常的收入无法支撑其高消费行为，更不用说大笔大笔地朝外捐款。也许，雷锋是有“灰色收入”的，但那“灰色收入”的来源是什么？

现实中的雷锋绝没有宣传画上那样光鲜、单纯，但现实中的雷锋一定比宣传画上的雷锋更丰满充实——也许，将顺从、虚荣、顺杆爬、见风使舵等人性缺点放在雷锋身上并不为过，其中一定隐藏着真正精彩的故事。现实中的雷锋一定和我们一样，是充满了个人利益计算的，而且，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精。这是可以容忍范围内的人性弱点，只是因为强权和意识形态的需要，这种人性的弱点才被放大为一个民族的谎言，成为一种不可原谅的罪恶。

穆正新的《雷锋捐款假案》还引用了师永刚、刘琼雄所著《雷锋》一书的文字，向我们展现了雷锋性格中更令人感到可怕的一面：

“有一套题为《毛主席的战士——雷锋》的宣传画，其中有童年时期的雷锋把脚插在牛粪里取暖和雷锋贴在老母猪肚皮下睡觉的画面。雷锋家乡的人看了就很有意见，因为雷锋小时候是由他的一位六叔奶奶抚养的，晚上跟六叔奶奶睡。把雷锋画成和老母猪睡，用老母猪的肚皮温暖身体，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些‘不符合事实’的情节出自何人呢？不是别人，正是雷锋自己。所谓童年时‘和猪睡觉’的故事是雷锋自己亲口说的。在1960年11月15日的忆苦思甜报告中，雷锋说他母亲去世后，‘一个农民介绍我到地主家看猪，每天看10头猪，要给猪洗澡，晚上没有地方睡，有时还要同猪睡’。1962年3月6日雷锋写给《民兵之友》的一篇文章也说：‘那时我才7岁，孤孤单单，无依无靠，只好去给地主家看猪。冬天没有棉衣，就和猪睡在一块儿取暖。’”

“所谓‘地主老财’，不过就是毛泽东周恩来父辈那一类的人。他们再怎么坏也懂得讲究经济效益。雇个小孩来放猪，是为了让自己的猪吃好长膘。让小孩和猪睡觉根本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有什么必要？而小雷锋明明晚上能跟六叔奶奶睡，为什么偏要到猪圈里去和猪睡？雷锋自编的这个‘苦难’故事真的太过离奇。难怪乡亲们不认同。这件事证明雷锋容许良知堕落，为了获取政治上的好处而不惜编造谎言。”

看来，为了系统性谎言制造的需要，意识形态需要被选中的饮食男女配合谎言制造的每一个细节，为了表明党对于雷锋的天大恩情，谎言体系需要雷锋这个孤儿与“老母猪”睡在一起，于是，7岁的雷锋就变得无依无靠了，而照顾了雷锋生活的六叔奶奶也就只能从“雷锋年谱”中消失。无依无靠的少年雷蜂曾经受过六叔奶奶的照料，那么，当他的六叔奶奶年老时，是否也会变得无依无靠？雷锋又是否关照过她？我猜测，假如雷锋不是死于意外事故，随着他知名度和政治地位的提高，对于谎言的维护肯定将变得越来越有必要，那时候，连他是否有过这样一个六叔奶奶的存在可能都是个疑问了。谎言机制的非人性由此可见一斑。

从雷锋写给辽阳市委的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一贯喜欢做无名英雄的雷锋不仅在捐款单上“留下姓名，还在汇款附言中说明自己从辽阳入伍等情况。这已经给出足够的个人资料了。但雷锋显然觉得还不够，他另外还给中共辽阳市委写了一封信。他这封信除完整列出本人姓名和部队番号外，还在结尾处提出了很特别的要求：‘最后请市委对我多多培养，使我不断前进’”。这大概是世界上最荒唐的捐款方式了，被捐款人竟然要承担对捐款人的“培养”责任，这样的“培养”意味着什么，熟悉谎言机制的人都会心照不宣。

由此可见，雷锋不仅不是一个道德楷模，反而是一个汲汲于功名的势利人物，在一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他配合并积极参与谎言的制造，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政治所需要的形象。在这一过程中，人性中的善良被扼杀，这证明了英雄制造的过程就是一个人性沉沦的过程。事实上，这不正是一种普遍现象吗？在那些大贪特贪的官吏失手翻船之前，又有哪一个不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打造自己的光辉形象？

这是一个有趣的反讽，为了宣传的需要而肆意拔高楷模人物的道德标准，进而加以无限美化，事实上制造出的并不是英雄——如果穆正新先生的结论最终被证实，我不得不悲哀地承认，曾经深深影响了我成长的英雄雷锋很可能是一个小丑。

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人感到震撼？！这种人为制造的神话，还有多少被植入我们的记忆而未得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