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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蜕化变质”——兼作退团声明
我的“蜕化变质”
——兼作退团声明
李元龙
元月15日，毕节国安终于让我到他们那里去取回他们当初抄去的，我的一部分日记本。
刚出狱时，我惊奇地发现，他们唯一“手下留情”的我那一本日记本，其中写有不入党团誓言的那半页日记，竟然不翼而飞了。正是有鉴于此，当“精干内行”（毕节国安大门内的部分训示内容）的国安将他们仔细检查后才把准备还给我的那一部分日记本摆在我面前时，我的小人之心油然而起：你们撕我这些日记没有？他们让我自己检查。我也就不客气地检查起来。
我不知道这是天意，还是纯属巧合，我拿起第一本日记一翻，几行字赫然入目：“团支部：我把自己衡量来衡量去，始终觉得自己实在不象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
我内心猛然一震，立时明白，这是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写下的退团申请。
回到家后，我情绪激愤，久久难以平静。是啊，从一个渴望入团、入党的少年到一个发誓不入党、不入团的青年，从一个被逼入团的军人到一个弃团如敝履的司机，再从一个偷 偷退团的记者到今天公开发出退团文章的刑（满）释（放）人员，这样的“蜕化变质”的心路历程、辛酸苦涩，只有过来之人，才能透彻地明白其中刻骨铭心的滋味。
这是一个荒诞剧，这是一个悲剧。
这样的荒诞剧和悲剧，在中国大陆，何止一桩两桩，何止千桩万桩。
从“共清团”到“共污团”，
我的少儿时代，绝大部分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其他的书，都被作为“封资修”禁了封了或焚毁了。我那时能看到的书籍，尤其是连环画，小说，包括电影等，全都是高大全的题材和内容。那些书，它们现在还躺在我的书柜里：《红岩》、《林海雪原》、《迎春花》、《红色娘子军》、《老共青团员》、《战斗的青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亚和舒拉》、《青年近卫军》，等等，等等。由于缺乏鉴别能力，加上没有其他书可看，我着魔中邪般地喜爱这样的书籍，崇拜书中的英雄人物。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下，我万分渴望有朝一日能够加入心目中无比神圣的共产党、共青团：能够与许唐枫、江姐，杨子荣、洪常青，保尔、卓亚等等“在一个组织”，成为“同志”，这是多么的美好，多么荣幸的事啊！
读高中时，我递上了入团申请。“支部讨论”时，我是唯一的一个全票通过的“发展对象”。“喜讯”传来，我心里那个巨大的激动、兴奋，至今记忆尤新。
此后的一天，班主任老师在课堂上说，这次入团，两科不及格的同学被刷掉了，但不要灰心，争取下次云云。那次学期考试，两科不及格、甚至三科不及格而又是发展对象的，有四五个人呢。但我综合对比了我和其他发展对象的情况后，十分自信地认为，那个被刷掉的不幸者笃定不是我。
但是，那个不幸者，他就是我。
知道这一我十分害怕，我一点也不愿意相信的消息的那一刻，我竟然惊得、气得手脚发麻，浑身战栗。
回家的路上，有个要好的同学对我说了一句安慰性的问话。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他那深意存焉、颇有启发性的每一个字：你家里的哪一个人，是不是得罪哪个老师了？
我若有所悟而又颇感凄凉地只回答了两个字：没有！
其后，逐渐平静下来的我慢慢地想来想去，不会是别的原因，我没能入团，哪里是什么两科不及格，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不都是两科不及格吗？但是，人家某某某的爹是某局局长，某某的姐夫是副县长，某某虽没有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条件，但是，人家生就了一张巧嘴和厚脸皮，会拍老师的马屁。而你李元龙，先天后天的条件都不具备，一无所有，不刷你，刷谁？
我终于相信那个同学之间耳语的，我原来不敢相信、不愿意相信的情况：要想入团，如果没有“得天独厚”的特殊条件，就得走后门，找关系等等！
我的天那，原来，团组织的大门，是把持在这样一些个势利小人的手里，能够入团的人，原来大多数是这样一些个乌合之众啊。进一步，我明白了：什么“共清团”，简直是地道的“共污团”，现实里的党团组织、党团员与文艺作品里的党团组织、党团员完全是两码子事，它，他们不仅不是圣杰的天使，它，他们原来还是很卑污的魔鬼。我羞与这样的组织，羞与这样的一些人为伍。几个月后，也就是1978年11月22日，我在日记里写下了一串问号：
国家，为什么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人才，为什么不能发挥聪明才智？家乡，为什么如此贫穷落后？街上，为什么有那样多叫花子？
最后，我在当天的日记里愤然而书：“老子发誓：老子坚决不入管理不好国家的党团！”
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为什么写下的是“管理不好国家的党团”，而不是指名道姓的共产党、共青团。因为，谁都知道，如果写那种再露骨不过的反动话，在那个年代，犯的是“现行反革命”罪，那可是轻则坐牢，重则杀头的事。
经历了入团不成事件的洗礼，我的思想立场、思维方式急转直下。团组织、党组织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原形毕露，从天使一下子还原成了魔鬼。正在这个时候，我在《烈火金刚》里看到了准反面角色、“中间人物”何世清的一句话：君子不党。我很欣赏这句话，直到今天。
不自愿的“自愿书”
1978年12月19日，离开自己出生、长大的家乡贵州省毕节市，我去云南砚山当兵，闯自己的生活之路。
作为那个时代的人，作为那个时代的父亲——我的母亲在我仅五岁多点时，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间——，他当然希望我“进步”。在我离家前夕，父亲和伯父对我提出了“希望”。以下是我1978年12月18日写下的日记：
今天，爸爸和伯伯都对我说，你当四年兵，我们不对你提过高的要求，只希望你第一年能够入个团，回来时已经入了党就行了。
唉！尊敬的长辈们啊，你们一点也不了解我这颗受到严重戕害的心，我怎么会去入那样的党团呢！
我当即毫不含糊地表示：在目前的思想状况之下，我是不会往那方面想的，我到了部队上，连申请都不写。
其实，一个组织，一个党团，它究竟伟光正与否，并不需要什么长篇大论的逻辑分析、连篇累牍的事实考察等等，我的当初想入团没有入成和后来的不想入却偏偏被逼无奈入团，以及再后来的想退团而又不敢退等等，完全可以作为这样的党团组织性质的一个参照系数、反光镜。
是的，当兵期间，我被迫入了那破团。其中的无奈和恶心，至今想起来，还要呸呸呸，连吐几口，直怨恨自己当初何以性格那样软弱，竟然违背誓言，入了那个千不愿入，万不愿入的破团。
当兵有好长一段时间了，我的思想不仅没有如报纸上所说的那样，在所谓“解放军大学”里“进步”起来，恰恰相反，越来越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我，这时又见识了那些为了入团、入党、提干而做表面工作，溜须拍马为班长、排长、连长洗衣服，给他们送礼物的龌龊言行。
我更加认清了共青团的本来面目，知道了它是由什么样的一些人操控着的，为什么样的一些人服务，什么样的一些人才能够入团，他们为什么要入团，入团必须具备的“其他”条件。这是我当兵一年多后的一天写下的日记。
我越加羞与这样的一些人格卑下的人为伍。
我1979年3月24日在军队上写的日记就记载了这种思想：
对于父亲来信所问的那个“政治上进步”的问题，我很难回答。
如果说我仍然没有那个要求，无疑，父亲是不满意的；但如果说有那样的要求，这是撒谎。我实在不愿意参与到那个乌合之众的团体里面去。
在学校时，我的那个愿望是何等的强烈，我做梦都想那件事呢。但现实给了我无情而又真实的回答。这虽然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但却没有让我消沉，相反，这让我更加向往善良和正义。
当我清楚地认识到“先锋组织”的本来面目后，我反而高兴起来，我在心里暗自庆幸自己没有与那样的一些东西搅和到一起去，因为现在的我认为，那样会大大地玷污自己。
我不能不从心里发出欢呼：感谢某某某老师，感谢某某某老师，是你们歪打正着，没有让我的灵魂受到玷污！
但是，中国大陆昨天，今天，以及明天还会上映的荒诞剧、悲剧，就曾在1979年8月27日，在我的身上上映过。
可能是耻辱感太强烈了，当天，甚至当年，我都没有记下被迫入团这件事。我如今能够翻到的关于此事的日记，是被迫入团差不多一年以后的1980年6月19至20日写下的：
真是“运通富贵逼人来”，那天，正睡午觉呢，教导排团小组长来了，他给我一张“入团自愿书”，说这是排长叫我填写的。
会有这样的别人求之不得的“好事”？真是奇怪了，我从未写过什么申请啊，叫我填什么“自愿书”呢？这真叫我为难，填吧，这是违心的，我根本就不“自”什么“愿”；不填吧，这正是学开车技术，拿驾驶执照的关键时候，得罪了排长，他淘汰了你，父亲面前怎么交代，同学、好友面前如何抬得起头来？
权衡来，权衡去，罢罢罢，人在矮檐下，不能不低头。无可奈何之下，我只好填写好，并把这分不自愿的自愿书书交给排长。
两三天后，排长把我叫去谈话。
排长问我：“申请早写了的吧！”
我嗫嚅道：“没有。”
“没有？”排长颇为吃惊：“怎么会没有写？这还用我教你，真是的。马上给我补写一份申请来。”
事已至此，无计可施，也无路可逃，我只好不情不愿，疙疙瘩瘩地凑合了书报上的一些标语口号加豪言壮语作入团申请，交给排长。
排长一看申请，眉头又凑住一堆了：“写申请书的时间，怎么能比填写自愿书的时间还晚呢？你啊你啊，象学开车似的，又犯迷糊了？”一边说，一边亲自动笔，把申请书下面的8月27日改成了7月27日。
学生时代，全票通过了，我没能如愿入团；在军队，绝大多数人反对我入团，但他们拗不过排长，我还是没能如愿不入团。
现实生活为什么就爱这样作弄人：当你渴望得到某样东西的时候，它偏偏就不给你；当你十分厌恶这件东西的时候，它偏偏又不由分说地强加于你？
这鬼事成了我思想上的一个大包袱，它没有给我知识，给我快乐，恰恰相反，它让我感到如芒在背般的不舒服。我因此每周要坐一次禁闭——开那令人讨厌，使人窒息的团会。我本来可以用来看书，背诵诗词，或者散步的金贵时光，就这样被无聊的事给无谓地强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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