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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钱六十逞英雄——贵州毕节老年苦力大背箩写真（上）
无钱六十逞英雄
——贵州毕节老年苦力大背箩写真（上）
李元龙
他们，本该颐养天年
一提到“大背箩”，除了贫穷和灰头土脸之外，贵州人，尤其是贵州毕节人的头脑里都会联想到年轻力壮，能吃能干之类。
但是，在毕节市最大的农贸市场桂花市场，却每天奔忙着几十个既贫穷，又灰头土脸，还年不轻、体不壮，年近或年逾花甲，甚至年逾古稀的“大背箩”。
没有上下班作息时间，没有双休日，没有节假日，没有退休年龄，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失业保险，没有养老保险，没有积蓄，几乎也没有什么未来和希望……
由于在一家餐馆当采购，每天看到这些弯腰驼背，满脸沧桑，衣衫褴褛，本应该呆在家里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老年大背箩身背重负，行动不便地挪动在冰雪覆盖、寒风凛冽的大街小巷时，我的心里，总会感到一种心不由己的辛酸和悲凉——一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流传了千百来的国度，一个在上个世纪末就算是实现了“四个现代化”的国家，一个多年前就宣布“基本实现小康”的社会，它怎么还如此“再正常不过”地“有钱四十称年老，无钱六十逞英雄呢”？
年前就想写写接近年关了还远离村庄、远离亲人，每天十数个小时奔忙在冰天雪地里的这群特殊而令人深深同情的老年大背箩。但是，每当我想采访、想写这些大背箩的时候，一种迷茫参合着无奈的复杂情绪就会在心里打退堂鼓：写出来又如何？发在大陆媒体，这种只“添乱”不“帮忙”，只“蒙羞”，不“增光”的东西，加上自己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身份，文章那有问世的可能；发在海外媒体，即使有几个悲天悯人、富有同情心的人想为这些人作点什么，那也是远水难解近渴的啊。
年后，又天天看到这些年老的大背箩，在好多城市居民还躺在暖暖的被窝里猫冬的大清早，在公务员们还在度假过年的新年大节里，他们还是在不停地走啊走，背啊背。
这让好歹曾经干过记者职业，如今好歹顶个作家头衔的我感到了不安和愧疚。为了减轻扣问着我良知的这种不安和愧疚，2008年2月15日开始，我拿起了相机，拿起了笔记本，拿起了笔，开始了2005年9月9日——我被国安抓捕的日子——以来的第一次采访：作为一种记录，作为一种野史，最起码，我的文章能够让今天和后世的人们知道，在中国，在贵州，在毕节的桂花市场，曾经怎样生存、怎样奔忙着这样一些生活在社会最地层，“老当益壮”，白发不让青春的特殊老年苦力。
采访收集到的丰富、厚实的素材让我感到满意，同时，又让我感到了更加深沉的不安。满意的是，作为记者，作为作家，采访到了花甲大背箩，采访到了古稀大背箩，采访到了瘸腿大背箩，采访到了教师大背箩，多么易于发挥，多么具有“看点”的素材，我当然满意。但是，作为人，作为同胞，作为公民，我不能不感到心不由己的不安和辛酸。
这，也激起了我的创作激情，增强了我的使命感——人，不应该象走兽一样地活着，应该思考和有一定的责任感。于是，我决定写，并好好地写这些值得我们关注，值得我们同情，值得我们思考的老年苦力大背箩。
在进入正文之前，不能不先作一个交代。在城市其他地方，在建筑工地背煤炭、背石头等，那只能是年轻力壮，起码能背两百斤以上的大背箩才干得了的超体力重活。老年大背箩们之所以选择农贸市场，是因为这里背的多是蔬菜，干鲜，肉类等相对轻得多的东西。桂花市场纵横也就四条小街，总共不过六七百米长。这些老年大背箩，也就每天背着他们那超大喇叭形的竹编大背箩，来回漫游在市场上，等待着什么方向一声“背箩”，他们便循声望去，应招走去，将临时雇佣者的蔬菜等背到指定地点。近处，一趟只能赚取到一两元钱的“背箩钱”，远处，一趟也只能赚取五几元钱。
年龄最大的“背箩”：72岁
燕朋贵，我采访的第一个大背箩。他的身高最多一米五，他应该是个子最矮的一个大背箩。燕朋贵的头发白了三分之二以上，嘴也瘪瘪的，牙齿肯定掉得差不多了。我以为，他可能年近古稀了，谁知，他说，他“只有”61岁。燕朋贵在城里当大背箩，已经八年整。虽然，他颇不好意思说出他“老伴”的年龄，但不消多打听，他的“老伴”其实比他年轻得多。因为，他的两个儿子，大的一个才五岁，小的一个仅四岁。在乡下老家“抠”土地，抠断手指，也抠不出几角钱来，燕朋贵说，要养活一家四口，要交房租，别无他法，只有选择干这一苦力活。
见到一个头发黑白参半，老态较为明显的大背箩，我连忙叫住他攀谈。他叫王世才，毕节何官屯人。他今年57岁，他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实用技术，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九人，20多年前，他就来到毕节城背背箩。20多年前，他才20多岁，用他的话来说，那时的他“气饱力壮”，一背背他200多斤，力都不费。甚至300来斤，他也背过好多次。随着年龄的加大，他的体力一年不如一年，近年，他不得不从一天能赚二三十元钱，“活路”也相对重得多、苦得多的建筑工地“退居二线”，到桂花等农贸市场这个一天只能找十多元钱的地方，吃“轻松饭”来了。为了“开源节流”，他与大多数大背箩一样，早起晚睡，一天只敢吃两顿饭，一顿只敢吃三、五元钱的饭菜。而晚上，也与大多数大背箩一样，王世才住的是每晚上1元钱的“大窝铺”。在一碗粉或面要5元钱，在每晚上30来元的旅店早已销声匿迹的毕节城，三、五元钱一顿的饭菜，有多粗劣，已在其次，能否吃饱，肯定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每晚上仅仅1元钱的“旅店”，其中起居及卫生“设施”的触目惊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连问的勇气，我也鼓不起来。
20多年，王世才背着背箩走的路，要绕地球几圈？没有人测量过；王世才背的的东西，要堆几座山包？没有人计算过；他还要背多少年？也不会有人去操心的。
偏红的绒帽，白色而已很脏的围巾，缺得只剩两颗的门牙，我早就挂住他的相貌了，他的年纪一定很“理想”。果然，他都68岁了。他叫胡思营，他说，种地“太没意思”，独儿子又不管他，他只好当大背箩，自己养活自己。从刚过花甲之年的61岁进城，他当大背箩，已经七年。
原以为，68岁，胡思营应该是大背箩里的“冠军”，谁知，戴个黑色绒棉帽，眉毛胡子几乎全白了的赵开云才是大背箩吉尼斯记录的创造者。我问他高寿多少，先伸出两只手，一只手比五，另一只手比二，算是“七”，然后用一只手单独比了个二，赵开云说，他刚好72岁，今年是他的本命年。也是在刚过花甲的时候，赵开云开始进城当背箩。屈指算来，刚好“一个轮子”——12年。
这样大把年纪了，为什么还要背背箩？我问他。
为什么？没得钱用嘛！赵开云说，他的老伴已经去世20多年，独儿子十多年前外出打工后，再也没有消息。赵开云不知儿子是死是活，儿子肯定也不知道年逾古稀的老父亲过的是何等苦不堪言的悲惨时日。因为“嘴笨”，因为好歹还算是有个儿子的，所以，什么五保补助、困难救助、低保之类，在这个更加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的社会，这样的好事，当然也就从来没有无缘无故地眷顾过赵开云。要活命，除了靠自己背上的背箩，别无他法。
赵开云是毕节市水箐镇甘沟村人，他在老家已经没有栖身之所。他说，自十多年前到城里当大背箩以来，他就再也没有回老家去过。晚上，就在每晚上一元钱，连脸脚也洗不成的背箩店里安身；白天，就在市场上逛。大年三十那天，其他大背箩都回家或“一群一党”的过年去了，只有年老孤苦的赵开云，是一个人在黑暗、寒冷的背箩店熬过来的。
赵开云的两边腮帮子和嘴都瘪了下去，明显是牙掉得差不多了。我问他，一天开多少生活费，都吃点什么。
他说，一天只能吃十来块钱的东西，至于吃的，只能“乱得乱吃”，哪里还敢“挑嘴”。
见老人年老体单，我试探着问：“你，最多还能背八九十斤吧？”
谁知老人说：“只要出的价钱对头，150斤也还背得动！”
对老人的“豪言壮语”，我只感到一阵鼻头发酸：自己的父辈、爷辈七老八十了，还得为了活命如此“逞能”，所有为人子孙的人，都会因此蒙羞。
打电话到水箐镇了解赵开云的情况，那边说，他找村干问到的情况是，赵开云在老家的确没有房子，村里也没有给他任何补助、救助，因为他的儿子在毕节的，他是因为“坐不住”，才到街上“找事做”的。
2月28日上午，我问赵开云：“你们村里说你的儿子就在毕节城里，是这样吗？”赵开云说：“没有的事，他在毕节，我还用得着当大背箩！”
边远乡村，春风不度；近水楼台，月，也未必先得，如果你的身份是农民。
今天刚好60岁，家住毕节城区三板桥办事处大兰村的兰维宣，也在桂花市场当大背箩整整10年了。虽有一儿二女，但儿女们也是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有心无力，孝敬不了兰维宣和他的老伴。
我问，城郊农村困难人户，就是平时，也应该有低保的啊。过年，更应该有什么困难补助之类？
“有哪样鬼的低保、困难补助？”兰维宣说，要与“生产队”领导沾亲带故或会帮“生产队”领导干活，人家才会帮你把名字报上去。“我们，谁会报你？要想吃肉喝酒，只能靠背上的背箩。”兰维宣用拐耙子敲了敲背上的大背箩。
12年的教师，12年的“背箩”
一天上午，远远地看见那边一瘸一拐地走过来一个年龄看上去不小的大背箩，为了方便采访，我迎上去，将手上的三四斤东西给他提着，和他攀谈起来。他叫陈志奇，毕节朱昌人，他的实际年龄比看上去将近花甲的年龄年轻得多，他才“吃54岁的饭”。这是我们这里乡下常见的对虚岁的委婉说法。他说，他的右腿，是“公社时期”给集体背灰时跌断的。要你尽义务时，那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就蹦出来“集体”了；要它尽责任时，那看不见摸不着的玩意，它就缩回去不“集体”了。这样的“集体”，五十上下的中国人都知道，它不是城市里集体单位的“集体”，更不是法律意义上的“集体”，因此，陈志奇没有因此得到什么残疾补助等，是“正常”现象。老了穷了进城下苦力背大背箩，也是“顺其自然”的事。
志奇，是父亲寄予他的美好愿望。生活的艰辛和不易早让他对命运没有了奢望，他进城当大背箩，只是想为开学在即的两个孩子筹集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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