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橡树---献给58岁的我（9）
   1979年4月，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李少言率领文化艺术代表团去了日本访问，遭遇到日本媒体询问有关薛明德在北京举办私人画展的相关新闻，他无言以对。回到北京，在回答公安局抓还是不抓（薛明德）的问题时，他答道：要抓就不要放，要放就不要抓，抓了又把他放了，更抬高了他的身价。
   1979年10月，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跃邦在批复北京，重庆两地公安局联合专案小组对薛明德事件审查材料上写道：文化部，美协，关心薛明德，看看他的绘画艺术是否真有价值。
   1980年5月13日前6天，在文化部302房艺术局办公室，局长华君武第二次与我面晤。我告诉他，北京公安局又要逮捕我了。华君武笑容可鞠的对我说：怎么会呢？不会的！你是搞艺术的，我们会保护你。我仍坚持说，我已听到风声，我随时就会被抓起来。
   华君武打开办工柜其中一个门，取出一份文件，是关于薛明德事件的调查报告，上面有中宣部部长胡跃邦的签字，他眯了眯眼瞅了一会，然后板起脸对我说：好，是这样，我们文化部有2个考虑，1、把你安排在颐和园对外绘画小组，2、安排你去文学艺术研究院。但是，你要明白，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公有制的社会，我个人说了不算数，要通过组织渠道才行得通。你先回户口所在地，由当地政府逐级上报，把你的个人档案上报到了我们这里，文化部就可以出面接待並作安排。

   
   我对上面一席话没有当回事，仍坚持说我随时会被逮捕。华君华提高嗓门恳切的说，仿佛是在宣布一个真理那样，肥胖的脸上泛起了红光：要是公安局再抓你，就是法西斯独裁专政。华君武讲的这些话还未在耳际消失，一个星期后，时间是1980年5月7日晚上10点30分钟，我再一次被北京公安局一处绑架了。
   这一天的午后3点，我离开东四76号，去不太远的东四浴室洗澡，途中遇上一个叫田国刚的北京青年同他的女朋友，他们是我在民主墙举办巡回露天画展时认识的艺术爱好者。我被告之当晚7点钟天桥剧上演歌剧茶花女，他们巳买好了票，我当即答应我也会去的。
   我到了天桥剧场买了票，时间还早，我去附近的饭店买水饺吃，因我没有带粮票，她们不卖给我，我也就只好饿着肚子了。此时，我感觉到有人在跟踪我，还不只一个人，有一个老者拎着一个黑色的塑料提包，嘴角刁着一只烟斗却没有点火，他老蹲在我的对街正前方，不时地打量著我。与此老者不远处，不同方向有目光直直盯着我，我只是没有当回事。很快，有趣的事儿就发生了，田国刚和他的女友来了，当他们听我说还没有吃晚饭时，田国刚立即去买了一大包香草饼干（需要粮票）递在我手上，权当我充饥的晚饭，此时，预备铃声响起，他们二人就先进场去了。我为了买3毛钱一份的剧情说明书，右手边有一个窗台，我把那一大包香草饼干放在窗台上，面对与窗台90度的柜台我付了3毛钱拿了说明书，掉头一看，那一大包香草饼干不见了，我看见一步之遥的剧场工作职员，请问：看见我放在窗台上的一包饼干没有？我转身买说明书时不知被谁拿去了，没有人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也没有人看见发生了甚么事，我没有找回那一包香草饼干。
   中场休息15分钟，我见到了田国刚，告诉了他饼干不见的情形，他又要再去买饼干，我劝止了，不过，他还是去买了3瓶饮料和2块巧克力给了我和他的女友各一块。
   演出结束了，我与田国刚他们二人分手后去乘106路电车回东四十四条76号，电车到站我下了车，点燃了一支烟，拐进了十四条胡同，我突然听见背后有人大喊：站住！站住！我不以为是与我有关，没有停下来，这时在我前方横里冲出来4个年轻人挡住我的去路，身后奔跑的人由于太急，停靠得太近，他的手有力的打在了我肩膀上，手上的烟掉落在了地上，我弯下腰去检拾起来，这时我的头脑活跃起来，明白了当前的处境，他们是冲着我来的，我将又一次被抓被关押。此时我很冷静，问：你们要干甚么？对方回答：你是住这儿的吗？我答：我住在这儿，76号。对方粗暴的说：你是这儿的人吗？。我们要看你的证件。我回答：证件没有带在身上，要看，去76号，证件放在刘念春的家里。此时，在昏暗的路灯下，我看到黑压压的一片，穿着灰色棉大衣的一群人，他们瞪着仇恨的目光，要我跟他们走。
   从胡同十四条走出来到了大街，他们一群人围成一个大圆把我围在中间，不让电车和其它车辆通行，也不让行人靠近，我只能以微弱的声音吼叫：我抗议非法绑架，我抗议非法逮捕。
   很快一辆吉普车急驰而来，停在我的身边，我身后2个体壮高大的青年把我推进了后边中间座位，在我左右各坐了一人把我挤在中间。我又一次被送到了德外大街一号---功德林。
    未完

此文于2008年04月16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