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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感与事实判断——以何炳棣等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访华观感为例
来源：开放时代
一
本文选择五位西南联知识分子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访华言论为研究对象。
所谓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主要指当年在西南联大工作和生活的人。所谓访华言论，主要指他们七十年代初访问中国后，回到美国公开正式发表的评价中国的文字言论。这五位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情况见下表：
五位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简况
姓名 生卒年 联大期间 专业 至美国时间 首次访华时间
何炳棣 1917— 1939—1945 历 史 1945年 1971年
杨振宁 1922— 1938—1945 物 理 1945年 1971年
王 浩 1921—1995年 1939—1946 哲 学 1946年 1972年
任之恭 1906—1995年 1938—1941 物 理 1941年 1972年
陈省身 1911—2004年 1938—1943 数 学 1948年 1972年
本文提出的问题是：七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还在文革当中，从高级知识分子到普通百姓，都生活在物质极度短缺，精神极端压抑的环境里。这个时期中国人生活的一般状态，无论是历史、政治还是经济研究者，都认为是基本事实。但1971年后回国访问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却对中国人的真实社会生活处境毫无察觉，而且异口同声对当时处在文革中的中国社会作出了高度的认同和评价，这种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失察现象，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某些特殊情感，这种情感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具有普遍意义。解读这种感情背后的历史原因，对于深入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有很大帮助。
二
作为历史学家的何炳棣访问中国后，在美国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他说：“从历史的角度看，新中国的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只有彻底的革命才能使中国人民在基层当家作主。惟有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才能凭借组织和思想教育的力量把全民族的精神、人力、物质、新旧技术全部动员，‘自力更生’地逐步经济建国。以一个本来一穷二白的国家，在短短二十四年之内，能克服种种的困难，建设起一个不愧为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就不可谓不大。” [1]32
他还对中国做了这样的预言：“我深信新中国广义的建国，包括经济建国，一定会成功。最重要的理由是新中国有旷古未有的组织能力……此外，这次民族生死存亡的革命斗争的成功，使得一个已有七千年历史的民族脱胎换骨，返老还童了。这次革命的成功，是民族性格与灵魂的彻底澄清剂。试想，在我（生于一九一七年）受小、中、大学教育备尝国耻之苦之时，怎敢相信今生今世会看到一个‘阿Q式’忍辱待毙的民族一变而为一个艰苦卓绝、坦诚果毅、忧思深远、勤朴武健的民族？！这才是人类史上最大的奇迹！能造成这种奇迹的民族，一定会胜利地完成建国工作。”[1]34
对当时文革中的中国政策，何炳棣认为：“最后，我们应该了解，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国家政策决不是仅仅为了当前的建国工作，而且是为了防范历史上一些制度、社会、经济等等弊端的重演。”
他最后预言：“新中国对积累的历史经验有深刻的了解，经过层层的组织和教育网，更能把历史经验和理论动力缜密配合起来，高瞻远瞩，既力争目前，又着眼未来。从治史者的观点，我有勇气无条件地指出，人类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比新中国开国的气魄和规模更加宏远的了。”[1]34
杨振宁回到美国以后，发表了多次演讲。他的《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附：杨振宁四访中国后的谈话）一文，曾发生过很大影响。
杨振宁的观察是：“我发觉今天的中国是完全地改变了，和二十六年前我所认识的中国已完全不同。而这也就是我今天晚上想报告的事。在我还没有分别指出这些大变动之前，我想归纳一下我所见到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值得中国人自豪的一点，就是：‘精神’。”[1]他对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评价是：“我最感兴趣的，并且也是跟这里的大学有戏剧性的不同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后的教育观念。文化教育大革命是在六六年中期开始的，到一九七零年已大致上成功结束。一种新的革命观念正[和教育制度结合起来。文化大革命不但改变了政治，甚至改变了国家其它各方面的行政。”[1]38
对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杨振宁发现“今天中国普遍的生活条件依然很低，但最低限度不会感觉到粮食缺乏。农村和城市都是这样。不仅是米及面粉不缺乏，蔬菜与水果也是极多的。当我在北京、上海、合肥等地的街上行走时，我看到这现象。价钱方面也很便宜。我还留意学生们、工人们及农民们吃些什么。我曾经同大学生们一起吃饭。在上海，我还在一间柴油机厂与工人们吃饭，我觉得那里的伙食比我们这里学生食堂的伙食还好一些。” “另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就是中国在农产品方面现在已能做到前所未的自给自足了。”[1]46
他还把所见到的农民与过去相比：“我将他们敏锐的观察力同二十六年前的农民相比较。以前的农民承受了数千年的传统，他们往往认为他们的祖先是贫穷、挨饿的，但他们却仍然会因循着祖先的旧路走去。相比之下，我们可以见到现在的中国农民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转变是何等的巨大。”[1]47
他这样评价当时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有一种流行想法，以为生活在强调‘为人民服务’的气象下，一定使人成为奴隶，不能笑、心情一定不会是轻松愉快的。我自己也是存着这种想法进入中国的。后来，我发觉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他在演讲最后用了毛泽东的两句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来表达“所得到关于中国人的精神的印象”。有听众问他，文革期间死了多少中国人，有没有一个数字时，杨这样回答：“我并没有具体的数字。但是他们告诉我，而我也相信他们，这个数字是非常少的。正如我曾告诉你们，在清华大学，有五个工人在我所描述的情形下身亡。”由此杨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领导懂得怎样引导人民的力量和一切活动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1]37
王浩文章的题目是《中国之行的几点观感》。他说：“早期的人主要想到要中国富强，后来更具体一点，想到要一般人民生活过得去，国家能有自卫能力，一般人民和整个国家都能抬得起头来。我想绝大多数人都承认中国今天已做到了这一点：全国人民的基本生活不坏，多数人充满朝气，国土完整，帝国主义的势力已被排出，政治经济完全独立自给。有些人说，‘碰巧’在共产党当权的时候，中国站起来了。我觉得这话说得太轻松。一百多年以来，也试过各式各样的办法，不但没有成功，反把国家弄得每况愈下。回想到解放前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都会觉得要治一个非常重要的病，是需要很厉害的药的，很多有志之士大约都有过一种情愿为救国而吃苦的决心。”[1]78
王浩认为当时的中国人生活：“同我一九四六年出国以前比较，有许多大家都看到的基本进步。我觉得多数措施都从长远处、根本处着眼，先满足大多数人的起码的要求，而不分散精力去锦上添花。今天的中国，可以说做到了丰食足衣。无论在城市和乡间都看不到像以前穿得非常破烂的人。关于食物问题，近七、八年来，可以说达到相当彻底的解决，与衣食关系密切的防旱防洪工作，成绩可说是旷古未有的。军人从贫贱可怕变成了生产教育方面受尊敬的领导人物，整个国家由一盘散沙变成严密的组织。很多人觉得组织太严密了，但也有人说矫枉必须过正。” [1]75
任之恭在《阔别二十六年的中国》一文中认为：“现在新中国社会里，最坚强的基础，可说是精神建设。精神建设的推动力，确确实实就是毛泽东思想。这思想是一个彻底革命、踏实建国的原理。”[1]129
任之恭从三方面来说这个问题：“机会平等。新中国现在主张，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人与人之间，一概以机会平等为原则。所以贫与富平等，女与男平等。这就是说，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有什么特殊情形，绝不能允许他压迫或剥削另外一个人。例如在解放军里面，各级长官（或士兵）都穿一样的制服，不管职位高低，任何人没有特殊的权利。在家庭里，男女完全平等，各人可用自己的姓。又如一位职位很高的党员，绝不能压迫一位非党员。”
任之恭说：“我在中日战争结束以后数月（一九四六年）内离开中国，直到二十六年后的去年夏天（一九七二年夏）首次返回国，亲眼看到那么多翻天覆地的变动。试问在仅仅二十多年中间，一个腐败到头的社会如何能够一旦翻身变成一个朝气蓬勃精神品德崇高的新兴国家？我愿冒昧答复，其中的原因一定是中国广大群众，痛心旧中国的不振作，受了毛泽东伟大思想的感动，全国毅然决然地坚持一条信仰，用最大的努力，创造出古今罕有的革命和建设事业。”[1]139
陈省身在《见闻与感想》中提到，当有人问到文革时知识分子是不是愿意去农村时，陈省身说：“他们是愿意的。去公社工作是会提高这个教授的威望而不是会让人看不起的。判断这件事，一定要置身在中国的环境里，当然我不能做到，因为我只去了中国一个月，但是从我和那里教授们的谈话中，我觉得他们为曾去公社从事劳动感到骄傲。”当有人问他中国的犯罪率时，陈省身回答：“这是一个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绝对没有理由要担心个人的安全。”[1]136
当听众问到中国“是不是会有传闻中的严重压迫”时，陈省身回答：“并没有。在你所说的情况之下，他们会用很温和的方式对待你，他们会与你讨论，设法说服你，你必须考虑中国的过去，才能判断这个国家目前的进步。我看到人民公社的时候，心里总是很感动的。因为在过去，一个农人遇到荒年时，可能要卖掉自己的子女的，而这种事情是绝对不会再发生的了。至于自由的问题，由中国的历史来看，我想中国人现在拥有的自由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中国人从没有西方民主制度的经验，当然他们并不拥有许多西方社会里的自由。” [1]139
本文提到的五位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何炳棣是历史学家，陈省身是数学家，王浩是哲学家，杨振宁、任之恭是物理学家。他们的专业背景大体可以代表人类知识的基本范围，同时他们在这些专业领域具有公认的世界性地位，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华人精英。他们早年在西南联大这样具有民主和自由传统的高等学府生活过，同时在美国这样的自由社会中长期生活。作为独立的中国知识分子，至少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他们有特殊的政治背景，是完全中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他们对文革中的中国社会却做出了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历史判断。这样的的错觉源于他们的知识背景还是政治原因？现在看来都不是。他们当时对中国现实的评价，完全出于自觉并且发自内心。现在没有材料能证明当时他们受到了政治压力或者中国当局对他们做过统战工作。何柄棣、杨振宁、任之恭都写过较为完整的回忆录，丝毫没有这方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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