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前面已经说过，“革命思想”是纯粹从西方引进的思想，在中国并没有根基，它只是与中国传统的反清思想结合以後，才在中国获得了生机。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因为，这一思想本身并不代表中华民族用自己的智慧对西方文化要素进行分析，然後进行的选择，从而得到有利於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养分，因而，这种思想注定要走上歧路，结出“共产革命”的可怕果实。

    那麽，“革命思想”从“反帝制的革命”转变为“共产革命”，这一变化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就得考察一下民国建立以後，发生在中国青年知识份子群里的一场大戏：“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当时中国的一批青年知识份子通过创办《新青年》杂志而在全国推动的一个文化运动。

    虽然现在史学界一般称它为“新文化运动”，但实际上，说它是具有什么“新文化”，其根据还不足。因为除了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一点以外，这场运动并没有多少文化的味道。而且，白话文并不是“五四新青年”们的发明创造，在他们之前就早已有之。

    这场运动的实质是一伙激进的年青人在中国推动的一场“全盘西化”运动。

    对於这批人，历史学家们常称他们为“五四新青年”，顺便也就把这场运动称为“五四新青年运动”。何许可以承认，这批“新青年”都是强烈的爱国者。但他们本来学识不够，修养及经验都不足，要叫他们来谈中国问题，特别是中国的政治问题，他们压根就没有那种能力。但在民主的机制下，社会上就是这群人声音最高。

    这批“新青年”究竟在宣传些什麽呢？

    当时的这批“新青年”们有一个很简单而幼稚的想法，即看到了西方列强靠着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起了家，强盛起来了，就认为中国只要请来了德先生、赛先生，中国人就有救了。

    其实那时的中国，德先生、赛先生早已请来了。西方文化在“五四”以前差不多已经整个地进入了中国。传统的皇帝制度也已经被共和制取代了，国名也改了。在政治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政党政治、选举制度、议会制度等等民主机制，都已经全套地引进到了中国。

    可能有人会说，当时中国人搞民主，做得没有西方人那样好，是假民主。

    是真是假，那是另一个问题。但当时中国人搞民主，没有西方搞得那麽好，这是一个事实。中国人学西方学得不那麽像，直至今天，一个世纪快要过去了，这种情况本质上还是没有多大改变。今天那些中国的民主派们还在喃喃着：“要交学费”。而在当时也只能是那样了。孙中山先生为了教会中国人操纵民主政治，专门写了一本叫《民权初步》的书，像教小学生识字那样，把西方那些民主程序编成了作业让大家去做。

    实在也没有理由说在“五四”以前中国还没有请来“赛先生”。中国旧式的教育当时已经在城市基本消失了，学生都是新式学校里培养的，学校里开设的都是讲西方科学的课。

    当时出现的许多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如何让请来的这些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们去适应中国的国情，如何让它们在中国扎下根的问题。当然，这样层次比较深的问题，不是“五四新青年”们愿去考虑的问题。他们抱定一个信念：中国的所有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学西方”还没有学到家的问题。而之所以中国学西方不够彻底，主要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阻碍了这一进程。所以，“五四新青年”各旗手叫得最响亮的就是两个口号：“民主与科学”和“打倒孔家店”。

    其实，“五四新青年”及其旗手们对西方文化都不甚了了，他们讲民主、讲科学，但都没有讲到“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水平，而且，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也不甚了了。虽然他们第一声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也没有达到“立宪派”的水平。

    虽然“五四新青年”们的学识不如人，可他们的勇气却比谁都高。他们只管呼出“双手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而不管其它。他们要推倒中国文化这堵竖在人心里的墙。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全新的内容。

    承认中国文化的价值，这是当时知识份子坚持不走“全盘西化”道路的最後一道防线。

    那时中国知识份子，无论是以康、梁为代表的“立宪派”，还是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派”，都在坚持和维护着中国文化，都认为中国文化是十分伟大的，都坚持要走东西方文化相结合的道路。但是，在“学西方”的大趋势、大前提下，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持已经在一步一步地向後退了。讲中国文化伟大，越讲越空洞。中国文化究竟伟大在什么地方，它的价值何在，这些问题越来越不清楚。

    孙中山先生在他的“三民主义”里，把中国传统皇帝制度的价值仅仅归结为“考试权和监察权”，就已经把中国皇帝制度本身的价值削减了许多。他没有看到中国的“民本思想”价值并不亚於西方的“民主思想”，没有看到中国传统社会的自组织性质，认为中国是“一盘散沙”；没有看到皇帝的象征性对於民族的团结和整个社会的有秩序运作的重要性，把这一问题和种族问题混在一起谈，认为一定要引进“革命”，打倒皇帝等等。

    这些趋势客观上都为“五四新青年”极端情绪的出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五四新青年”及其旗手们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情绪，而不是理性。在他们给我们留下的文字中，除了口号以外，我们很难从中找到什麽有价值的东西。是他们，在中国开了靠“口号”去革命，可以不讲道理的先河。是他们，为中国的“革命”，创造了一种“打倒”的方式。这一点从当时的材料看，是很清楚的。

    让我们来看一看“打倒”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在当年那批新青年中，有一个被誉为所谓“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他打倒“家族制度”、打倒“孝悌”，实际上靠的是一点小聪明，编造出一个中国的家族制度是专制制度的根据的理论。

    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此文引入了西方政治学里“君主专制”的概念作为武器，认为家族制度是君主专制的基础，君主专制是家长专制的放大，儒家的“孝悌”二字是“两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其流毒诚不减洪水猛兽矣”。要彻底根除专制政治，就必须通过革命以除家族制度及“孝悌”之类的伦理道德。

    本来，把中国的“皇帝制度”与西方的“君主专制”扯到一块儿已经很牵强附会了，至於中国传统的“家族制度”与西方政治学上的“专制制度”，那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扯都扯不到一块儿。

    风马牛之所以不相及，那是因为此事上帝做不到。可是，上帝做不到的事，中国的“五四新青年”们却做得到。可不，经过那位吴虞先生这么一拉扯，“家族制度”在“五四新青年”那里就被“打倒”了，跟着，儒家的“孝悌”也被“打倒”了。

    “五四新青年”们对儒学里的“仁义”的“打倒”，那才更稀奇。

    当时，这批“新青年”中有一个笔名叫鲁迅的文学青年，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叫《狂人日记》的小说，借用一个精神病人的眼睛去看古书，看着看着，就把书上的“仁义”两个字看成了“吃人”两个字。从此以後，“仁义”就被“五四新青年”们“打倒”了。

    道理很简单，因为“仁义”会“吃人”。

    可是，前提必须是要用精神病人的眼睛去看书才行啊。

    问题并不大，只要把所有精神病人的眼睛说成是正常人的眼睛就行了。而且，还可以说：只要用“五四新青年”的火眼金睛去看书，“仁义”二字就会现出它“吃人”的原形。--这还文采飞扬。

    我们的眼睛没有“五四新青年”们那么奇特，我们的脑袋也比较木讷，我们总觉得，“仁义”、“孝悌”这些思想实在太深刻，内容太丰富了。中国知识份子为此讨论了几千年，还没完。今天看来还得再讨论。而且，当今人类面临的严酷的现时，也会带动全世界关心和热爱中国文化的知识份子们一起去讨论、去认识。

    对於那麽复杂的东西，“五四新青年”们自从应用了“打倒”的方法以後，立刻变得十分省事了。因为在“五四新青年”那里，“打倒孔家店”这一口号并不涉及儒学的优劣这一学术问题（这问题太复杂了），它仅涉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只要你不想要它，你就喊出“口号”，就把它“打倒”了。

    做事比神仙还省劲，这是什么意思呢？

    真正表达出这种心态的真实意义的，是当时“五四新青年”的旗手陈独秀。用他的话来说，就是：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那德先生又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这种“存其一必废其一”，“存别人，废自己”的思想无论如何是讲不通的。

    但是，用不着讲通。

    不讲道理，这恰恰就是“五四新青年”们的思想特征。

    为了从西方请来“民主”先生和“科学”先生，就必须废除中国文化。这种好事，那些致力于向全世界推销他们的文化的西方知识分子们连想不敢想。然而，中国的“五四新青年”们却做得自自然然。

    就这样，这群激进的青年知识份子把中国的“学西方”，推到了绝对的道路上去了。

    “打倒孔家店”这一口号，其深层含义在於，它表现的是一种对自己的民族及其文化丧失了信心的情绪。

    就理论而言，人类自有民族以来，每个民族都是通过自己的文化来认识自己所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的。因此，所谓民族文化，指的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它由这一民族中最优秀、最杰出的人物（古称“圣贤”）把本民族的日常生活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总结出来，做成学问，写成书而形成，并通过本民族的知识份子一代代地传下去，影响并规范着每一代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这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民族文化。作为人，总是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好恶，却无法选择自己与生俱来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里面所包括的信息就像生物学上的染色体，不可抗拒地把本民族的基本信息遗传给每一个成员。

    一个民族的存在是以它的民族文化为其特征的。民族文化也就成了这个民族的生命线。我们不可以想象一个没有民族文化的民族。民族文化之所以是一个民族的生命线，是因为在民族文化里包含着这一民族的道德、智慧和动力。它使这一民族的大多数成员靠这一文化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获得生活上的和谐与乐趣，并获得本民族的团结和民族成员间的相互认同。因此，中华文化存在於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中国人存在的地方，就有中国文化存在并起作用。中国人无论去学什麽，都不得不站在自己民族文化的立场上，才能使自己像一个中国人，也才能使自己有一个是非标准，凡事做得才顺手，自己的事业也才容易成功。

    但是，那批“五四新青年”却认为这些都是多馀的话，完全不用讲了，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什麽真理了，他们要“走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