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十九世纪末期，中国儒家知识分子分成了保守派和激进派，这本身是件意味着中国传统知识界开始复苏的大好事。这两个派别，他们思考了一切该思考的，他们批判了一切该批判，他们讨论了一切该讨论的。时至今日，当我们谈到东西方文化的各方各面时，都还只是在他们的话题里打转。

    而就在这时，在“救国”思想的激励下，中国知识份子群中又产生了一个更为激进的派别：“革命派”。这一派以孙中山、章太炎等人为代表。

    这一派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维新立宪派有共同点，即都主张中国要实行政治改革。他们之间的区别在於：立宪派的政治改革要保留皇帝，革命派则不要皇帝。

    “革命”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新的构思。这一构思认为中国完全不需要皇帝。为了推翻帝制，就得在中国进行一场“暴力革命”。

    “革命”一词在当时的中国，其含义是明确的，那就是：“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这与後来共产党所讲的“革命”完全不是一回事。“建立民国”是“革命”的目的，“推翻帝制”是“革命”的手段。所谓建立“民国”，就是要建立美国式的民主政治，而不是建立日本、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这是在“学西方”的道路上，当时中国知识份子所做出的另一种选择。

    从思想的深度与广度上看，主张废除帝制的“革命派”是不能与主张君主立宪的“维新派”相比的。然而，知识分子们做出这种选择後，对中国社会的改动就大了。

    “革命”问题并不是从中国自己内部产生的问题，而是在“学西方”的过程中，从外部引入的问题。

    我们请看“洋务派”，他们在办工业、在组织新军等等。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中国的生产力不能跟别人比，军队的战斗力也不能跟列强比，所以要学西方，改变中国这方面的问题。“立宪派”主张“君主立宪”，也是看到了皇帝的定位问题在中国传统上一直没有解决好，所以当时清廷里顽固派代表慈禧太后就利用了这个缺陷来阻碍“变法维新”。正因为此，“立宪派”要学西方“君主立宪”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无论是“洋务派”还是“立宪派”，他们的主张都是针对中国内部本身固有的问题提出的，是针对当时中国的实际问题而提出的不同的解决的办法。

    “革命”的问题则完全是从外部，特别是从法国、美国的民主政治中激发出来的灵感，与中国本身一点关系没有。

    当时的海外华侨和留学生，特别是美国华侨与留学生，看到人家没有皇帝，只有总统，人家国内的事业却蒸蒸日上，日新又新，就认为中国也可以没有皇帝。只要在政治制度上像别人了，工业化自然会实现。

    这当然是很浅薄的思想。

    美国是一个没有传统的从殖民地里独立出来的新型国家，当然可以一开始就不设皇帝。而法国为了推翻国王，建立共和国，创造了“大革命”的形式。但经过十分血腥的暴力大革命後，法国还是一会儿“共和”，一会儿“复辟”，处于没完没了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冲突中。从一七八九年攻占巴士底狱算起，直到一八七五年宪法产生，第三共和国正式成立，折腾了近九十年的时间，共和体制才算是定了型。这其间法国人吃尽了种种苦头。

    但当时在中国主张“革命”的人，大多数对法国历史不甚了解，只看到法国大革命的“民主、自由、博爱”的口号是何等诱人，就被它深深地吸引了。

    实际上，如果我们细看法国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专制制度”与“共和制度”，这是法国人为西方近代史所创造的两大历史功绩。这两套制度都为法国人带来了光荣。法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名声、荣誉和文化，都与这两套制度分不开。这两套制度本质上是一样的，都属于通过国家来管理社会的制度。所不同的只是对国家主权的理解上，一个强调主权在君，一个强调主权在民。这两种方式在法国人那里却是对立的。这确是法国人创造文化的一种特殊方式。不过，这是他们的民族性， 却与中国人没有关系。

    推翻帝制不推翻帝制，这本来与工业化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推翻帝制可以实现工业化，如法国，不推翻帝制也可以实现工业化，如英国、日本等。而把推翻帝制的革命引进中国，无疑使中国的问题更加复杂化了。它使中国的问题离开了自己的根，使知识分子的脑袋不再围绕中国的问题去转。

    “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比起总统制的“民主政体”来，也许具有更多的合理性。这条道路最大的优点在於，它是一条能使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同时又能避免许多不必要的痛苦的道路。它通过“君主立宪”，限制当时很保守的清廷的权力，促进中国实现工业化。我们有理由相信，假如当时康、梁等维新派的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在中国获得成功，今天的中国人将会享有比今天多得多的民主和自由，也将会有更多的科学精神。因为君主立宪是一条通过政治上温和的形式，在承认东西方文化各具优势的前提下，把东西方文化有机地在中国结合起来，从而使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道路。

    这种做法当然会留下一个民族认同问题。

    但这一问题也不是一定要用暴力才能解决的。和平的方式也能解决。况且当时的满族，也已经汉化得差不多了。当然，中国的政治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有更深刻的认识。当时的“立宪派”、“革命派”的认识说到底都是不够的。这需要把中国问题放到一个更大的层面上去，完全跳出“学西方”的框框以后，才能看得清楚，才会有解决的办法。

    但是，当时有一批青年知识份子不能很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他们在发急。一九零三年在中国发生广泛影响的邹容的《革命军》一书，可以说是这种情绪的最典型的代表。

    此书大力宣扬法国式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但是忽视了中国人本质上是最懂得自由的这一事实（为什么说中国人本质上最懂自由，因为中国人不信上帝）。法国式的共和国中国没有，但法国大革命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在中国文化里全有，中国人通过讲“正义”去追求“平等”，通过讲“仁爱”，从而使中国人在文明层次上与讲“博爱”的西方人很相近。但这些问题并不是当时这批青年知识份子愿意思考的问题。邹容通过一些声嘶力竭地呼出来的口号，如“中华共和国万岁”等，把当时部分青年知识份子的激动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大胆而又激动人心的行为，使此书在当时成了全国最畅销的书，并被后人誉为中国的“人权宣言”。

    邹容呼出的“中华共和国万岁”的口号，竟会鬼使神差地把中国引上了“共和国”的道路。

    西方的“共和制度”可以说跟中国一点关系也没有。

    西方的“共和制度”产生於古罗马。它是受希腊城邦民主制的影响而产生的。在古罗马帝国早期还是一个城邦国家时，发生过一件非常有趣的事，那就是城市居民的撤离运动。原来罗马城邦由贵族元老院统治，而当市民们的意见与元老院的意见不合时，罗马市民曾经三次撤出罗马。这三次撤离给罗马城邦带来了一种崭新的政治制度：“共和制”。这一制度把城邦的统治权分立为二，由元老院选一个“执政官”，又由市民选出一个“保民官”。他们一个代表贵族，一个代表平民，权力平等，共同执政。这一制度就被叫做“共和制”，表现社会上的两个阶级“和”起来，共同执政的意思。“共和”这一词在中文里最早也是指周代的一次市民撤离运动，不过这次撤离运动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一种政治制度，因而“共和制”是古罗马特有的制度。

    这一制度自产生以後，在历史上并没有什麽特别的建树，它仅是表达了一种拉丁人喜欢“分”的特性。古罗马的整个“共和时期”，政治一直是乱哄哄，争吵不休。所以，当罗马在“布匿战争”中战胜了它的劲敌－－迦太基共和国，赢得了对地中海的统治权，从而强大起来以後，“共和制”很快就被集中权力的“帝制”代替了。

    英国人韦尔斯在他的《世界史纲》中对这一段历史总结道：

    “罗马的共和政体是比部落或城市规模大些的自治共同体的初次伟大试验，它崩溃和失败了。它失败的本质是它不能维持团结。”（1）

    以後在西方中世纪的历史中，不时有一些小的区域或城邦采用了“共和国”形式，如一四九九年成立的瑞士共和国，以後的威尼斯共和国、热那亚共和国等等。不过在政治上也都没有什麽成功的建树。（在意大利的那些共和国更接近古代地中海沿岸的自治城邦，似乎是它们的直接继承。）

    “共和制”之所以成为现代民主国家的象征性制度，那是由於法国大革命提出了政治上“三权分立”的原则後，才又重新给它注入了现代政治的活力。所以现在人们一般把实行“三权分立”的总统制政体称之为“共和政体”。

    不过，这时的“共和制”与古代的“共和制”已经不一样了，格调不如过去的高了。古罗马的“共和制”指的是社会不同阶级的“共治”，它展现的是一种政治理念。而现代的“共和制”指的是国家权力：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的“分治”。它展现的是一种政治权谋。假如说国家权力的“三分法”就算“共和制”的话，那麽“共和制”在中国历史上早有了。自明代朱元璋取消相权以前，中国的皇帝制度一直实行的是各种形式的“三权分立”。

    总之，中国要去学西方的“共和制”，那是很滑稽的一回事。

    外来的主张“共和制”的“革命”思想之所以能在当时的中国广泛传播，问题就出在当时的中国皇帝是满族皇帝身上。

    也许，如果当时的中国皇帝是汉族皇帝，“立宪派”的政治主张可能会赢得更多的支持者.

    中国民间社会一直存在着一些反清的秘密组织，如广布全国的“哥老会”、广西的“绿林”等等。这些组织以传统的会党形式一直在活动着，在民间有不小的势力。在“反清”的人看来，中国自从满族入关以後就已经亡国了，所以民间反清会党的口号是“反清复明”。但是明朝已灭亡了二百多年，“复明”是没有根据的。那么，“反清复明”思想的真正意义就在於“反清”。

    “复明”既然没有根据，对满清皇帝的不认同，就自然演化成为对皇帝的不认同。

    就是在这一点上，革命党人与民间会党取得了一致。革命党人驳斥康、梁及“立宪派”的最有力的论点，就是认为康有为“满汉不分”。邹容的《革命军》宣传要学法国大革命，用暴力推翻满清统治，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的立论之一，也立于要“剖清人种”之上。

    在“立宪派”看来，清朝是中国的一个朝代，而在许多中国人看来，清朝是满人，对清朝皇帝的认同等于是对满族统治的认同。在中国，民族矛盾本来并不严重，只是由於清廷一定要坚持划清满汉界线，才使得民族矛盾尖锐起来。这一矛盾在一个社会制度将要大转变的时期会激化。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正是由於革命党人与民间会党有一个“反满清皇帝”的共同基础，主张要在中国实行法美式民主的革命党人自然而然地与中国各地的反清民间会党结成了同盟：革命党人接受了“反清”的民族主义口号，民间会党接受了“共和国”的口号。通过这种交换，使“革命”思想在中国扎下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