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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向西方学习的是洋务派，林则徐是他们早期的代表。林则徐在广东主持禁烟时，为了了解西方情况，组织幕僚翻译英人慕瑞的《地理大全》，后经他本人润色後，编成《四洲志》。书中介绍世界五大洲三十馀国的地理、历史、政情，成了当时中国第一部较有系统的世界地理志。後来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加上自己收集的材料，编成五十卷本的巨著《海国图志》（一八五二年增为一百卷）。这可以说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开始认识西方的代表作。後来《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对日本的思想界也产生了影响。

    一八四零年，以抵抗西方为标志的鸦片战争爆发了。由於种种原因，这场战争很快失败了。

    鸦片战争失败後，中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涌现了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

    这批人以传统儒生的风格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他们竭尽全力保全中国。他们与列强交战，战败後也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他们割地赔款，总的目标是不让列强把中国灭亡掉。

    他们维护中国传统的皇帝制度，为此而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总的目标是不让清朝被这些起义所推翻。

    这批人都是中国传统的“儒生”、“士人”。本来，“士人”是中国皇帝制度的支柱。但满族入关以後，虽然也采取了皇帝制，但满族皇帝们压根就没有想过他们的政权需要“士人”来支撑。出於他们的狭隘的民族偏见，他们只要他们“八旗”来支撑他们的皇帝。这个时候可以说“士人政治”在中国就已经开始垮台了。

    满族皇帝们只是到了“八旗”支撑不住时，才不得不启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一批儒家知识份子。也正是这批儒家知识分子，才使得中国渡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危险的时刻。虽然损失了不少金钱，也损失了一些土地，但至少保住了一个完整的国家。

    这一时期，中国的内乱不说，恰恰也正是西方殖民主义者气焰最嚣张的时期。假如没有这批儒家知识份子让清朝苟延残喘了一段时期，假如让本世纪初期的军阀混战的局面提前七、八十年到来，那麽，很可能今天的世界地图上不再会有中国这个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确大大地削弱了西方殖民主义的元气。到了中国帝制崩溃，社会内部组织完全混乱，军阀各据一方时，他们已经无力再来吞并中国了。 由於这批儒家知识份子的努力，在十九世纪下半叶那个西风横扫一切的时代，中国终於被保全下来了，而没有像中国的邻居印度那样，被列强所吞掉。这一历史功绩是无论如何都得承认的。

    不仅如此，洋务派在积极地平内乱、办外交（“洋务”）的同时，也积极地向西方学习。 是他们使中国的军队装备从大刀长矛换成了枪炮；是他们为中国引进了电报、电灯；铁路也是由他们开通的，早期现代学校，如“讲武堂”、“电报学堂”、“水师学堂”等，也是由他们创建的。 他们最值得夸耀的事业是，在他们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建起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民族工业。 一八六一年，曾国藩在安庆建立军械所。这是中国最早的用机器生产的工厂之一，主要生产枪炮弹药。这个工厂用的全是中国工人，没有雇外国技师，三年後就造出了一条叫“黄鹄号”的小轮船。 一八六五年，李鸿章收购一美商在上海的一铁厂，又合并了几个炮局，创办了一个拥有十几个分厂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 一八六六年，左宗棠於福州创建船政局，开始了中国制造海轮的历史。至一八九五年共造大小轮船三十六只。 一八七四年，洋务派组建了招商局，形成一支具有可观规模的商船队，等等。

    洋务派出於与列强交战，知道了西方的船坚炮利，为了在军事上与西方抗衡，其所开办的民族工业，因而主要表现在生产枪枝、大炮、弹药、钢铁、造船等军火及重工业上。

    这种指导思想当然是很局限，很不够的。不过这些采用不同於传统生产方式的大机器工业，它们的数量虽少，但已经很明确地表达出了中国人有很快掌握机器大工业的能力。

    从结构组合上看，这些企业基本都是联合企业，而且其规模在上世纪的亚洲来说，都不算小。当时的汉阳铁厂是远东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在辛亥革命前，该厂有工人三千，每年出钢五万吨，并附有萍乡煤矿局。一八八一年洋务派在吉林设立的机器局，由机器正厂、机器西厂、翻砂厂、熟铁厂、电气房、火药房、养正书院等单位组成。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也是一个拥有十几个分厂的很大的联合企业。

    在企业的构成上也很有特色。它们经常不仅设有生产部门，而且还设有资料部门。如吉林机器局设有“养正书院”。又如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内设有翻译局，聘请英美人翻译技术资料，同时又注重培养本国的技术人员，因此拥有较雄厚的技术力量。

    也有的企业办有自己的学校。如福州船政局这个企业集团，除了拥有铁厂和船厂外，同时还设有船政学堂，为企业培养技术人材。

    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在使传统中国向近代社会的转变上，所起的作用是最大的。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缺陷。这主要表现为他们并没有明确地认识到，应该尽快地推动全国实现工业化。因而他们最大的弱点在於，当他们在向西方学习各种工业技术的时候，却忽视了对民间工业化的推动。

    从传统的生产方式向机器大生产的生产方式转变，说到底是很简单的一回事，无非就是一个资金的转移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中国传统的发家致富的精神是不抵触的。也就是说，只要把传统的向土地的投资转移到向工业的投资方面来，一个层次不高的工业化社会就可以由民间自己创造出来。这一点，我们只要看台湾、香港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侨成功的例子就可以看出。

    但是，当时的“洋务派”对这一层的认识并不是很明确。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改革军队，创办近代工业，都是为了“富国强兵”，或者说，学习西方的目的是为了打败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侵略。这一思想当时叫“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语）。

    由于他们的思想局限在传统的“富国强兵”的思路上，所以他们没有很积极地去鼓励民间发展实业，而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政府身上，或者说放在自己身上。尽管他们对自己的责任认识得很清，也尽忠尽职，但对整个中国社会结构需要向工业化转移这一点却认识不清。

    其实，当时中国的民间的机器工业，基本上是与洋务派所创办的官营工业同时起步的。一八六九年，上海一家打铁作坊开始使用机器进行生产，并成立了发昌机器厂。这家早期上海的私营工厂生产能力和技术力量都较强，能够制造大小轮船机器、门式车床、汽锤等机器。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各种机器工业就已在中国各大城市兴起。上海发展了机器制造和纺织工业。在广东兴起了使用机器生产的缫丝业。民间的这些机器工业的发展，基本上没有受到任何阻力。 当时中国广大的农村还沉静在传统的生产方式中。虽然自从中国的大门被列强打开後，大量的廉价商品涌入中国市场，家庭经济体所依赖的小“自由市场”经不住这样的冲击，最弱小单纯的“男耕女织”生产方式很快被荡涤干净。“洋布”、“洋油”等外国商品已经开始大面积地开拓了农村市场。传统生产方式已经开始动摇。但由於社会对农民缺乏必要的指导、示范，没有引导农村资金从土地投资转向工业投资，所以农村还被传统的惯性力死死拉住。

    在洋务派大权在握，对清廷有很大影响力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力争在全国推行“保护农工商业，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等政策，以推动民间去发展以开拓国内市场为主的日用工业，而只是在他们自己权力及影响力所及的范围内，自己去兴建了一小批主要用於军事的重工业。这一政策直至一八九八年，才由另一派知识分子，即立宪派所支持的光绪皇帝戊戌变法时，在国策上正式提出。其实，这些政策的政治色彩很淡，如果不与危及清廷的政治变革扯在一起，由一批有实权的大臣力主，完全是可能推行的。如果这样做了，无疑可能提前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时间。

    由於“洋务派”没有与民间的民族工业结合起来，鼓励其成长，使其上下结合，形成势力，所以显得很孤立。尽管他们在学西方，但却没有在社会上造成一股促进中国工业化的有力的力量。这种情况也使得民间初起的民族工业处於一种自生自灭的可怜的状态。

    实际上，在洋务派那里并没有很明确的在全国实现工业化的认识。他们只是单纯地从跟西方人对抗的痛苦经验中感觉到，西洋人“船坚炮利”，以为只要中国学会了造枪造炮，就可以同外国人平起平坐了。所以当时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

    然而，这种思想最终被战争的失败打破了。

    一八九五年甲午海战爆发。在朝鲜，用铁甲船和洋炮武装起来的北洋水师战败。二月，日军攻占了威海卫炮台，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没有经过战斗就全军覆灭。

    这次战争震动了全国。它使洋务派的幻想破灭了，也使中国人对洋务派的希望随之破灭。洋务派在中国政治上的影响自此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