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皇帝的制度，它表现出了一些很有趣的特点。这些特点似乎还没有引起史家们的充分注意，而它们却构成了中国今天和今后的许多事情的遗传基因。

    关於这些特点，我们初步归纳如下：

１、不做帝国主义

    中国不做帝国主义，这是中国的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

    秦始皇在中国建立皇帝制度时做了一件大事：修筑万里长城。关於这件事的历史意义，有人说这是中国人“画地为牢”，是中国保守主义的象征。

    “画地为牢”有什麽意义？中国人从一开始就在建立大国。在人类的历史上，中国人所建的大国是至今为止惟一能够一直保存数千年的大国。

    秦始皇统一六国後，就其武力而言，何尝不是世界一流的强国，他当然有力量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巨大的帝国。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去修长城，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

    几乎是同一时期，在世界的另一边，地中海沿岸也崛起另一个强国：马其顿。这个用古希腊的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国家开始了向世界的征服之战。希腊军队在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率领下，征服了北非、征服了中亚、征服了印度......

    亚历山大就这样带着他的军队在世界上漫游、征战，直至他的士兵再也不愿意跟他继续向前走了，他才收兵回营。他的丰功伟绩就是为西方历史建立了一个最大的帝国：马其顿帝国。

    历史图象竟是如此的不同。当时世界上东西方的两大强人，一个在完成统一後就忙着在国内从事各种大规模的建设，如修长城等等，而另一个，一直忙着在世界上炫跃武力。

    这两个人的行为，似乎构成了一种历史逻辑，一个要完成帝国主义的事业，一个要完成不要帝国主义的事业。结果怎麽样呢？

    这两个大国存在的时间都很短。这两个强人死了以后，这两个国家就崩溃了。而最不同的是，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帝国就不存在了，而秦朝崩溃後，秦始皇所建立的国家依然存在，直至今天。秦始皇以後的各朝各代都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努力建设这个国家，

    亚历山大给后人留下的只是一个梦：一个帝国主义的梦。在西方，马其顿帝国崩溃後就陷於分裂。以後的历史是，不断有各种各样的新的帝国崛起，然後又崩溃，一次比一次不成气候。直至本世纪，德国人建立的第三帝国快速崛起，然後又很快崩溃。

    在中国，秦代灭亡以後两千多年里，有中国人参加的帝国主义事业只有过一次，那就是大元帝国。不过那是蒙古人带头的事业。他们只是用了中国的技术、技工和战法。而那一次，他们建立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帝国。

    除了这一次以外，中国人再没有其它帝国主义的经验和欲望。他们一直在坚守着自己的国家。自秦始皇以後，两千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再回过头去看这一段历史的意义，我们可以这样说，秦始皇“修长城”，就是用实际行动作出的中国不做帝国主义的世界宣言。也许，秦始皇本人并不明确知道这一点，但以後的历史却是这样表达的。

    也许，“帝国主义”只是地中海沿岸国家的一种传统。我们看那个地区的早期历史，有苏美尔人的帝国、亚述人的帝国、波斯人的帝国、希腊人的帝国、罗马人的帝国等等。在西方历史上，早期组织大国的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帝国的方式。

    当然，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西方就是帝国主义”。西方有“帝国主义”的传统，这不假。但西方人一直在努力克服自己这一让人感到很不舒服的传统。这一努力最终在西方历史中结出了硕果。

    故事是从古罗马帝国开始的。帝国制度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摧残人性的奴隶制。当罗马人在为那些与野兽进行生死搏斗的奴隶们而喝彩时，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认为这种残酷的游戏有什麽不当。这时，从奴隶的队伍里发展出了基督教思想。这一思想与发誓要“救世”的耶稣这一伟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亏得这位伟人，才使人类团结、互助和友爱的精神得以在欧洲保存。

    以後，基督教的成功给西方世界带来了一个由罗马教皇主导的“教国”。这个“教国”无疑是西方历史上为了克服“帝国主义”而做的伟大的尝试之一。它为消除帝国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做了巨大努力，成功地淨化了西方人的人性。 然而，由於它坚持淨化人性的成功，也使它滑到了极端，产生出了“排斥异端”的特性，并为此创造了为意识形态而战的世界性战争：“十字军战争”。

    正是这个“排斥异端”的性格，使“教国”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而它的影响却永久地留了下来。比如说，为意识形态而战这一战争形式，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一灾难目前还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当然，正面的影响是主要方面。今天西方国家和人民坚持的人权原则、接受避难、热爱和平等传统，都是发端於基督教，然後又经过西方近代思想家们的改造而来的。

    最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西方人正在从事一个从未有过的建立大国的尝试，即“欧洲联盟”的建设。不论它最终的成败如何，它都可以算是西方历史上为了克服“帝国主义”而做的最伟大的尝试。

２、“家天下”－－ 一个具有自组织机制的社会

    中国的皇帝制度是一种“家天下”的制度。这一制度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公民社会”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在“公民社会”里，国家和政府很重要，国家靠法律来组织社会，而人民则是被组织者、被管理者。而在“家天下”制度里，国家并不怎样重要，它必须和社会上下结合起来，整个社会才能被组织起来。

    在这一制度里，皇帝家是最大、最强的一家。它的生活原则、价值标准、道德标准与小老百姓的家庭生活原则、价值标准、道德标准完全一样。“皇家”这一最强、最大的一家构成了这个社会的核心和坐标，整个社会，从大户人家到小户人家，都围绕着这个核心而自动地组织起来，构成了中国传统上特殊的社会结构。

    这种组织的基本规则并不是靠法律，而是靠社会上下共同认同的儒家意识形态。因此，这一制度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自组织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制度的价值将渐渐显露。如果有一天有人真的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人们会发现，今天我们所熟习那些社会制度的价值，诸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主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家天下”社会制度相比，根本就不值一提。因为这些社会制度的价值都只与“人道”相连，而中国那个传统的自组织社会却与“天道”相连。

    在“家天下”社会里，大家和小家的互动，形成了这一社会的自组织机制。这一机制的形成，既是由於社会上下共同对社会理想的追求而自发形成的，也是儒家坚持对文明进步的推动而自然形成的。但是，它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拿皇帝制度之前中国的贵族制度来说，那是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的社会，叫做“天子建德”。今天存在於大陆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台湾的中华民国，也是人为设计出来的社会。现今世界上许多类型的社会制度，如“社会主义社会”、“民主社会”、“福利社会”都是人为设计出来的，所以都有一套理论和解释，而中国的皇帝社会却没有。

    这样的社会制度会有存在的价值吗？

    可是，这一社会制度却成功地运行了两千多年。这样的成功率在人类制度史上是罕见的。在这两千多年中，中国历代思想家们曾对周代贵族制度做了大量的很有价值的研究，提出各种各样有价值的见解，但却没有大思想家来试图解释什麽是“皇帝制度”，为其建立一套理论体系，尽管人们都生活於其中。

    这并不是一个疏忽，而恰恰是一个自组织社会的特征。比如说吧，对於一个半自动的机器，人们要想操纵它，就得了解它，就得有说明书，有简介等资料；而对於一个全自动的机器，情况就不同了。它不需要你去操纵，它自己就在那里运作。你只有站在一傍观看、欣赏的份。这里虽然讲的是一个机器，道理却是普遍的。对一个社会来说，它一自动，每个人和每个社会团体在里面也就自动起来了。他们都按照一定的社会规则做着自己的事，整个社会就处於一种和谐的互动状况中，因而他们都去关心那个社会规则，即儒家意识形态，而对於整个社会的互动机制反而忽视了。

    而这一互动机制对於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却是很重要的。因为，尽管我们今天已经处於一个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而我们的言行还整个地是从那个互动机制里继承而来的。这里面有些已经与现代的情况不相适应了，有些稍加修改还适应，有些正在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而我们有必要将中国的皇帝制度理性化，从而提高中国人的自我认识层次。这一工作能使我们明白我们今天究竟在做着什麽，今後应该怎麽做。

３、“私”－－自组织社会的基础

    就我们今天初步的研究来看，构成中国的皇帝制度社会能够“自动化”的机制的最基本的秘密就在於：理论上代表着国家的“皇家”，实际上具有“私”的性质，它并不真正代表国家。

    在皇帝制度最早的动因里，秦代的皇家还可以说是“公家”，皇帝本人就是国家的代表。就像今天实行总统制的国家，总统就是国家的代表。中国的皇帝们虽然从来也没有说过“朕即国家”这样的话，但从制度上看，秦代“无尺土之封”，【1】“天下事无大小皆决於上。”【2】这些情况都说明，秦代是一个靠法律来组织的集权国家。

    秦灭以後，社会完全自由化了。这时，皇帝的权威明显地下降，皇家的“私人”性质就越来越明显了。是汉高祖刘邦带的头，他把他打下的天下比做他的“私人产业”。他很自豪地对他父亲说：你过去常说我是个“无赖”，没有经济头脑，不如兄弟们会理家置产，你看现在，我与兄弟们相比，谁的产业多？【3】

    汉时在经济上，皇家的钱和政府的钱也是分开管的。管皇家的钱的机构叫“少府”。汉武帝时发动战争，把政府的钱库用空了，他就把属於皇家名下的钱，“少府”的收入用於政府的开支。他这样做，等於是皇家把自己的钱捐给了政府。皇帝带了头，他就要求社会上的有钱人也像他一样，把多馀的钱捐给政府。但社会上靠做盐铁生意发了大财的巨富们反应不积极，这使皇帝认为这些有钱人很自私，导致了他下决心把盐铁这些财路收为政府经营。

    这种情况自从汉代开了头，以後的发展就越来越明显、大胆。有的皇帝开始公开地置“私田”、“私宅”和“畜私奴”。【4】这一趋势从汉代开始就一直发展下去。到了明清，“皇田”、“皇庄”在整个国家经济中占了很大的比重，皇帝最终变成了全国最大的地主。

    以上这种情况在贵族社会是无法想象的。而恰恰是皇帝的“私”的性质规定了“家天下”社会的基本规则。这一性质使“皇家”成为了“家天下”的坐标和板样，成了家庭经济体的代表，从而在“私”的基础上使社会上下一致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