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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虎 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以及唐诗宋词堪为中华文明的双峰。但是，长达几千年的暴虐的专制独裁，导致这片土地的贫困首先是哲学的贫困：焚书坑儒让读书人魂飞魄散，主流的思想学说都以服务于权力为根基和保障。
鲁迅先生所谓“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是对绝大多数奴颜婢膝、麻木、屈辱而不自知的国人的真切分类。
中国读书人的历史就是一部不知羞耻为何物的纪录：效忠皇帝竟然成了读书人最大的荣耀，权力成了民族的图腾，象征着正义、天道和真理。读书人可以为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清等各种族、各种形式的独裁暴政效犬马之劳，肝脑涂地亦在所不辞。近代曾国藩、李鸿章是为表率。
草民推翻一个又一个的真命天子，不过是换了一副又一副的枷锁，周而复始地在毫无自由传统可言的历史里瞎折腾----
说到对自由的认识与理解，在当下大陆仍然是令人难堪的话题。与自由相关的常识，且不说官方学者是糊涂还是装糊涂，就连不少以启蒙为己任的公共知识分子、专栏专家都在不断地闹笑话，谈何对大众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启蒙和引领？
在我看来，自由意味着生命的意义和最根本的价值，无论你是儒家弟子、穆斯林还是基督徒，身处何种文化背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富翁还是平民，喜欢孤独还是狂欢，乐于享受生命的灿烂、庄严或静穆，自由都是你最初与最终的意义和目的所在。没有自由，别说实现任何梦想和人生目标，连起码的人格尊严都会变得奢侈----
自由也是潜伏在人们内心深处，随时都会呼啸而出的一只色彩斑斓的猛虎：
“我不爱此瓦，此瓦不自由！”自由是本能，又高于本能：自由是爱、奉献和宽容，是一切正面价值的集合，是人类享受、追求生命的美好的原动力，是人类社会终极的神圣契约。
“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自由社会，一个人越是遵纪守法、讲诚信、守公德，他获得的自由空间也就越大。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自由，才能紧密地团结起来制定规则，让自由得以充分地实现。在这样的社会里，只要有一个人没有获得自由，社会成员都有理由感到愤怒。自由一旦变得脆弱和虚伪就会对每一个人形成威胁。
物质和精神财富最终唯有为自由服务才具备正当性。发明创造、浴血奋战、吟诗作赋、道义担当，以及法律意义、文化意义上的自由，一切的一切，不就是为了让人翱翔在自由的空间，更多更好地享受生命的精彩吗？
挣脱锁链、反抗压迫是自由的精华。权力为自由而行使才具有正面价值，盲目服从是奴隶的道德。如罗素所言，我们唯一反对的自由是那种减少或妨害他人自由的自由，那么，一个人有没有拒绝自由的自由？
没有。选择本身意味着自由，但拒绝自由的选择不是自由，而是反人类或是对自由的误解和滥用。拒绝自由等于就是一具行尸走肉。自由是上帝也无法剥夺的天赋人权，不存在有或没有，而只在于能否发现或意识到自由是你与生俱来的权利。
阿克顿认为：“自由所追求的事业也就是正义和德行所追求的事业——反对自由也就是反对正义和德行，也就是在捍卫错误和罪行。”
一个人出于自由意志，愿意接受事实上被奴役的处境，在法律领域或许存在灰色空间。但在道德意义上，社会的自由价值观受到冒犯，必然会对奴役他人的人或集团发出强烈的谴责。
自由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幸福、生命尊严和一切普世价值的基础和源头。正是由于自由天然正确和无可阻挡的魅力，人们不惜一切代价、想尽一切手段也要获得自由。自由无法保证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但却可以让每个人在不伤害他人自由的情况下，无所顾忌地按照个人的自由意志行动，向自己的梦想逼近。
自由平等地播撒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光辉，使它具有无可替代的凝聚力，成为人类文明能够发展到今天的关键所在。
国家、社会、民主、法治、道德、市场、科学、责任、义务都应当是为了最终实现、保障、捍卫、扩大自由的权利而发展起来的体系或概念，以服务于自由为最终目的。随着对自由不断深入的了解，对国家、法律、道德所起作用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只有不断更新观念和改革制度，才能使之更好地服务于自由本身。
富可敌国的比尔•盖兹和居住在孟买贫民窟的一个失业者，奴隶主和一个奴隶，他们共同最可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自由。怎样保障他们的自由？法治和民主：如果没有公正的法律来保护财产的自由权利，盖兹的财富随时都会烟消云散；孟买的失业者如果没有一张选票保障自由的权利，耐以栖身的棚屋就可能会被权力拆毁。法治和民主则靠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公民社会来保障持之以恒地有效运行。
奴隶主意识不到他最珍贵的东西不是奴役他人的权力，而是自由本身。奴役他人，表明奴隶主已经自动失去了自由的权利，他在暗示所有奴隶：我和你们一样没有自由，我怎么对待你们，你们就可以怎样对待我。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所欲，亦勿施于人----这，才是自由。
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表明：无论国家还是法律或道德，一旦与人们对自由的认识不相适应，无法促进享有自由和满足自由的需要，就会危害和束缚自由，必须进行改良，否则就有引发暴力或革命的危险。
“指心而誓，男儿不死何用”：在陈胜、吴广解放大泽乡的战斗中，在斯巴达克斯于维苏威火山喷发的愤怒面前，在盟军针对纳粹德国无区别轰炸的弹雨里，在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和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人权斗争中，无数“不自由，毋宁死”的历史画卷都在证明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自由是如此平凡，和呼吸一样自然、不可或缺；自由又是如此高贵，它是人来到这个世界最根本最起码的权利，只受为了保障它的契约的约束，不容任何形式的玷污、威胁和剥夺，否则，为了捍卫自身的尊严与荣耀，自由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化作一只可怕的凶暴的猛虎。
陈独秀领袖的“五四”运动为中国万古长夜划出了第一道闪电，尽管值得检讨、总结的经验和教训颇多，但中国人终于开始用现代文明和“人”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鲁迅、胡适可谓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代表。
1930年，胡适在《人权论集》序言中说：“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进而要求国民党反省“国民党中的反动思想”----
胡适等人对国民党的当头棒喝，后来被鲁迅冷嘲热讽为“贾府的焦大”----台湾学者认为鲁迅对胡适的一系列批评都是在公报私仇，未免有失公允。这涉及到中国现代史上一段著名的人权公案：
1933年初，“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全国执行委员会”以呼吁书的形式，揭露了国民党北平陆军反省院以骇人听闻的酷刑虐待政治犯。胡适1933年2月5日致信《燕京新闻》，说他曾同杨铨、成平访问过北平监狱：“他们当中没有人提到上述呼吁书所描绘的那些骇人听闻的酷刑-----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将尽一切努力来改善情况，然而我不愿依据假话来进行改善，我憎恨残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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