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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珍贵的历史文本
-----序《蒋铮给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信》
【导语：今天在清算毛共滔天罪行，要求平反寃案、追讨赔偿的同时，更要注意发掘一九五七年的思想资源。认真梳理蒋铮等人留下的文本，发现他们思想的亮点，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真正的纪念。】
新华社记者作为特务和暗探被派驻各地
右派分子蒋铮，是广西省平乐专员公署服务局科员。一九二六年出生于广西省全县，家庭成分地主，本人成分学生。据他自己说，“从十六、七岁起即开始了一些革命活动”，曾在国统区参加过反日斗争，一九四五年后又参加反蒋运动。一九四八年由华南跑到华北，进入了共占区。一九四九年奉调南下广西省，同年加入中共青年团。
一九五七年，蒋铮给南斯拉夫驻华大使写了一封长达五、六千字的信并让转铁托总统；而南使馆也回信给他说来信已转给铁托总统了，并告知此信将付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讨论。这两封信，“经群众揭发”而“被迫交出”。新华社驻南寕记者为此写了《专讯》，和这两封信一起登在一九五七年十日二十三日的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上。今天，人们应该感谢这些作为特务和暗探而被派驻各地收集情报的新华社记者，是他们为历史留下了许多珍贵资料，为清算毛泽东、共产党的罪恶而留下许多白纸黑字的证据。《蒋铮给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信》和《南使馆的回信》便是其中的两件。
新华社记者指“信中恶毒地进行反党、反苏并有意挑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提出所谓‘第二条路线’的‘主张’”。五十年后，再来看看这封信，便知是非、黑白，是怎样地被颠倒了；毛泽东的专制独裁统治怎样地扼杀人们的思想自由；中国共产党反动派是怎样一步步地把中国和中国人民拖向灾难的深渊。
蒋铮为什么给铁托写信
蒋铮“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工作干部”，自幼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当时他“感觉到非常苦闷，苦闷的主要原因是：党所宣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实生活中所执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是两回事，中国共产党也常常拍起胸膛说自己是如何如何地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但在实际执行中却是在执行愚民政策，“常常是不惜欺骗自己也不惜欺骗别人”。正在这时他读到铁托的《普拉演说》，他认同并确信中国共产党搞的其实正是铁托所指出那样：“是走在一条死胡同里”的斯大林主义。这是他给铁托写信的原因。
蒋铮根据他十多年参加“革命”经历和对马克斯主义的体会，指出了在中共国内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的问题。如干部政策、肃反工作以及农业合作化上的严重错误。
蒋铮认为，农业合作化破坏了农业生产力，是造成大饥荒、饿死人的直接原因。一九五五年，毛泽东发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之后不到一年，各地便以强迫命令的方式，把几乎百分之百的农业户赶入合作社，实现了所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果，第二年许多地区便出现了粮食以及猪、鸡、鸭等严重减产，不少的农民陷于饥饿之中，广西省荔浦县大塘区凤联乡凤凰坪屯七十二户三百零九人人中，就饿死了九人，很多农民要逃荒。这种状况在广西省平乐专区八个县一百六十万人口地区范围内并不是个别的例子。但中共荔浦县委书记王文陆却叫农民吃草根、树叶、山果之类的“代食品”。农民恨之入骨地说：“原来是这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叫农民吃代食品的。”
广西饿死人情况比蒋铮说的更严重
蒋铮毕竟只是一个科员、低级干部，不知道更多的“机密”。事实上，广西省一九五六年饿死人的情况比蒋铮讲的更为严重。新华社记者刘远修当时写了《广西省平乐专区和横县大批饿死人的情况》，登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六日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上。刘远修指出，经广西省检查组两次调查，平乐全专区在一九五六年一至七月间共有一千零九十五人“因灾死亡”(其中饿死三百二十三人，与缺粮有关而死的七百七十二人)，因缺粮吃“代食品”致身体浮肿的五千八百八十五人；出卖妻子、改嫁的一千三百六十三人，逃荒的八千四百一十五人；卖家产渡荒的一万五千七百七十六人。死人以平乐、荔浦、富锺、贺县最多。横县因缺粮致死的四百三十四人，自杀的三十八人，因吃“代食品”中毒和偷东西吃被打死的三十八人，卖妻子儿女的一百零五人，逃荒的三千七百三十四人，患浮肿病的九千三百五十人。刘远修说：“整个灾情的发展十分严重，不少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人民怨声载道。”
刘远修文章指形成灾荒的原因是：一、减产报增产；二、层层加大粮食征购任务，平乐县采取捆、吊、脚踢、踩肚子、尖手指、冷冻、饿肚、熬通宵等残暴手段逼农民交粮；另方面又克扣统销粮；三、中共地县委压制群众和干部反映灾情；中共平乐地委书记杨林在严重饿死人后说：死人不要背包袱。中共平乐县委书记乔子久当着大家的面说：你们说饿死人，我问你破开肚子看了没有？里面有没有大米？其毫无人性，竟至于此！
据刘远修文章透露，广西省不仅在一九五六年饿死过人，在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都饿死过人。如富锺县在这两年，因缺粮断炊而病倒的就有一千二百九十二人。
同时，饿死人的事件不仅广西有，其它省份也有。一九五七年新华社“保定四月十七日讯”说，河北省“非正常死亡也在发生”。宁晋县由一月以来非正常死亡事件有二十五起(自杀未死在内)，在四月六日的一个报告中，就有六起自杀事件，其中二起是因粮食问题而自杀的(未遂)。
老百姓说：“共产党好是好，就是吃不饱”，“一九五七年，少吃又没穿”，一个老农民白天打灯笼，以刺“共产党黑暗”。(《政治学习》，一九五七年八期)
以谎言掩盖谎言，不断地制造灾难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后来也曾“严肃处理”过这个事件，罢了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等人的官；《人民日报》也煞有介事地发表《坚持同漠视民命的官僚主义作风作斗争》的社论。然而替死鬼却是“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提醒全党吸取教训”，更是骗人鬼话。正如蒋铮所指出，这次灾难“是那种政策执行的结果。对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但是这些政策的制定人与执行人至今仍然保留着他们在党内外的职位，仍然以种种方法在巩固他们的统治。”这“种种方法”，说穿了无非是以谎言掩盖谎言，以大谎言掩盖小谎言。其后果便是小灾难引出大灾难。诡辩、推诿、嫁祸于人的结果，就使接着的三年人祸中饿死四千万人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仍以广西为例，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换了韦国清之后，死人反而更多了。继一九五八年年广西省炮制了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等一系列牛皮后，一九五九年只好靠搜刮农民口粮、种子上交，中共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声称：“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区也要争个第一！”韦国清则亲自坐镇临桂县指挥“反瞒产”，结果“反瞒产”成绩辉煌：譬如龙胜县，一九五九年粮食征购数竟然高达一九五七年的三倍半！一天不到四两粮的口粮的农民，除了饿死还有别的出路吗？
于是，仅环江县便饿死了三万多人。“不少人家绝户，不少村庄绝村”，最后“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人公开摆卖人肉。”柳州地区饿死十六万，贺亦然果然创下了“广西第一”！韦国清坐镇的临桂县五通镇，饿死了七、八千人口的三分之一，一百多户人家死绝。广西一共饿死了多少人？韦国清自己承认是三十多万，但广西公安厅厅长钟枫说，起码五十万。(丁抒：《大跃进和大饥荒》)四川、安徽、河南更是饿死人大省。四川省饿死一千二百万人，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认可的数字。河南省的信阳地区饿死人数，官方公布的是五十万，但陶铸私下承认有一百多万。当时“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七户，息县五一三三户，固始县三四二四户。”
什么叫“斯大林主义”
蒋铮认为以上的农村问题以及干部政策、肃反问题，都是执行“斯大林主义”的结果。那么什么叫“斯大林主义”？蒋铮作了如下表述：“斯大林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到胜利时期的特殊产物，它是建立在个人专断独裁制度的基础之上，利用无产阶级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所取得的国家政权，运用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和清一色的宣传机构。对内采取迫害异己、摧残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干部的残酷手段。对外采取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侮辱诽谤与个人意见不同的其它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办法，将个人意志强加于其它人，其它民族，其它国家的头上。”
人们今天重读蒋铮的表述，能不佩服他的敏锐洞察力吗？自从苏共二十大谴责了斯大林之后，中共也跟在苏共屁股后面批了几天个人迷信。但是发生匈牙利事件之后，“他们又害怕改正了过去专断独裁的制度会巩固不了他们的统治”，中共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公开表示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为要打击我们的事业总是要向我们要求自由化”。这真是“含血喷人”，中共、毛泽东将所有要求自由的人都看成了敌人。
中共谴责斯大林之口沫未干，又开始大批别人的“教条主义”或“修正主义”，企图将这些帽子强加于别人头上。“对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具体事实，一般都没有接触，或者是不敢接触。由此可见他们在理论上的贫乏，政治上的软弱到何种程度？”蒋铮认为，斯大林主义从“左”的方面来歪曲马克思主义，他们也是共产主义的叛徒。
“一犬吠影，百犬吠声”
蒋铮的先知先觉，还在于一针见血地揭穿了中共宣传的实质，不过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它除了个人和小集团的既得利益之外，完全没有什么主义，也没有什么真理。例如“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毛泽东要的团结不过是：亿万人盲目地服从他一个人底意志。虽然他也说过“真理越辩越明”一类的话，但他却决不宽贷与他持不同意见的人。
对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继续斯大林主义呢？还是放弃斯大林主义？
为此蒋铮提出：“（1）如何正确地认识苏联及十月革命的问题。（2）社会主义国家间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国家半殖民地国家间的国际关系。（3）无产阶级专政与‘暴力专政’的区别问题。（4）农民问题以及农业集体化的问题。（5）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镇压反革命和进一步肃清反革命的问题。（6）如何正确地发扬民主的问题。（7）如何正确的考察干部、培养干部、提拔干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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