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從中共安徽省委“反右傾思想、反溫情主義會議”看中國共產黨的反人民性
【導語：曾希聖為首的中共安徽省委在反右和社會主義教育运動中，製造了幾十萬宗寃案，使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三年人禍之中，又謀殺了至少五百萬农民；曾希聖分明是血債累累、罪惡滔天的劊子手。但是在“隆重”舉行的“曾希聖同志誕辰一百周年紀念大會”上，他卻被吹捧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曾希聖罪惡的一生成了“光榮的一生、戰鬥的一生，是奮鬥進取、開拓創新的一生。”真是顛倒黑白、無耻到了極點。联想到共產黨从不為餓死的三千多萬農民開過紀念大會，从不緬懷被迫害、被侮辱、被虐殺的數以十萬計的右派分子和他們的家属，从不為死難礦工下半旗，人們不難看出中國共產黨的殘民以逞、與民為敵的反人民性。】
一九五七年夏天，中國的知識分子又一次大難臨頭，在狂風暴雨般的反右派運動中，許多人跌入水深火熱的陽謀陷阱，正遭滅頂之災。然而毛澤東一夥仍意猶未盡，還要激浪鼓風；唯恐水之不深、火之不烈。七月十五至二十日，中共安徽省委召開“反右傾思想、反溫情主義會議”，認為“在當前，右傾思想、溫情主義是比較突出的”，向各地、市委書記“傳達了最近毛主席指示和中央電話會議精神”；對已進入反右派鬥爭的單位(分別不同類型)和尚未進行大“放”大“鳴”的單位(工廠、中學、縣、區、鄉、社等)分別作了研究和部署，要“進一步深入地開展反右派鬥爭”。屬“絕密文件”的該省《內部資料》當年第四十七期，以《安徽省各地、市委直屬機關反右派鬥爭正在走向深入》為題，通報了中共安徽省委召開的這次會議的精神。五十年後，有幸看到這個歷史文獻，對剖析和認識中國共產黨的黨性、共產黨人的人性以及反右派運動的罪惡，或許有一定的参考價值。（以下未註出處的引文均來自該期《內部資料》）
中共安徽省委和中共湖南省委，誰抓右派多
當時，安徽省反右派鬥爭正進行得如火如荼，並且取得了十分“偉大”的成績。據同一期《內部資料》說，安徽省文聯機關共有五十個工作人員，除因公長期在外的八人和勤雜工二人外，實际參加运動的只有四十人；但到八月為止，該处已抓了十名右派分子：戴岳、王影、錢鋒、石青、耿龍祥、羅秋帆(以上為中共黨員)、劉俊明、呂伯儔、曹玉模（以上為共青團員)、吴文惠（白盾）。又點了“積極參與了右派反黨活動”與“散布了一些嚴重的右派言論並亦參与了一定的反黨活动，但尚不足以確定為右派分子”的吳晨茄、王思翔（張禹）、周覺鈞、謝竟成、賈夢雷等六人的名字。
五十年後，舒影在《往事不堪回首----安徽省文聯反右鬥爭五十周年祭》中透露，這些“不足以確定為右派分子”的人後來還是當了右派分子。“文聯反右小組把已確定為右派的十七人名單寄給《人民日報》”，《安徽日報》在頭版發了一條消息，公開點了呂宕、曹玉模、謝竟成、劉俊明等四人的名，說他們“是右派分子向党倡狂進攻”。這四人中呂宕、謝竟成，原先並未劃為右派分子。這裡，右派分子所佔比例為百分之四十二點五，超過了《新湖南報》社。
《新湖南报》社的反右派斗争，曾被稱為“全国新闻界的第一大案”。當時《新湖南報》編輯部包括《湖南農民報》在內，一百四十五人（汪澍白：《讀〈天道---周惠與廬山會議〉有感》），被打成右派的有五十四人，佔當時編輯部總人數的比重是百分之三十七點五。且多是新聞工作骨幹，其中編委八人，包括原社長鄧鈞洪、原副總編輯蘇辛濤等。有的同志早已調離報社，也調回批鬥。《湖南省志》說：“株連之廣，比例之大，損失之重，全國新聞界無出其右。”“株連之廣，比例之大，損失之重”是真的，因為“《新湖南報》社的實際戰績超過毛的最高估計三倍多”。但是說《新湖南報》挖出的反黨右派集團是“湖南獨有、舉國無雙的最龐大的一個”，“全國新聞界無出其右”便不準確。至於“不論就百分比來說，還是絕對數字來說，新湖南報在當年全國各新聞單位中都居第一位”(朱正：《丁酉年紀事》)也值得研究。
安徽省文聯所屬的《江淮文學》一共十四人，有十二個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只有兩人倖免；此比例更高達百分之八十三。蚌埠市《蚌埠报》文艺组的编辑、记者全成了右派分子，包括组长张锲，則是全軍覆沒。這個記錄是否“全國唯一”，仍待求證。但中國共產黨與知識和知識分子為敵的反智反人民本性，在這裡己表露無遺。更可怕、可恨的是中共至今仍堅持這反動立場，毫無改弦更張的跡象。
在四川省《成都日報》社被劃為右派分子的鐵流(黃澤榮)先生，至今仍橫遭迫害，被剝奪出境權；去年十二月，他被禁止去香港；今年二月，他又被禁止去埃及，而且蠻橫又不講理。
恐怖氣氛籠罩安徽省，籠罩全中國
當年，蕪湖專區醫院共十四個幹部，劃了七個右派分子，佔了百分之五十；蚌埠市財政局共三十四個幹部，劃了十五個右派分子，比例為百分之四十點七。這两個單位雖被當作“面劃得過寬”的例子，但我相信這些上了初榜的人仍逃不出當右派分子的命運；如前述的谢竟成，最後還是要戴右派帽子的。但究竟如何，希望有倖存者和知情人出來說明真相。以前以為“選舉右派”是笑話，今天終於看到實例了；原來蚌埠市稅務局就是用“群眾投票”的辦法“確定”誰是右派分子。共產黨真不愧是毛澤東所自詡的“創造人間奇迹”的高手。
恐怖氣氛籠罩着安徽全省。“據各地報告，截止七月二十日止，共發現逃避鬥爭的二起（六安專區、蕪湖市）；自殺身死一起（蚌埠專區淮北公路運輸分局姜福海）”；蚌埠鐵路分局張祖英被責令“交待反黨反社會主義立場和動機以後”投河，被指“假自殺、威脅組織”；逃跑三起（安慶市、淮南市、蕪湖專區）”，其中安慶市的龔兆慶（市民革主委、經省批准為鬥爭對象）和淮南市礦務局的張金榮，則“下落不明”。右派分子、民革安徽省委常委兼組織處處長、省文史館員呂蔭南“畏罪自殺”。
謝泳先生對“新中國”的自殺現象作過很細緻、很深入的研究，他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間中國知識份子及其它階層自殺現象之剖析》中指出：“五十年代是一個恐怖時期”；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對於自殺現象的大量出現，當時無論是上層官員還是基層幹部都習以為常，並沒有採取措施制止這種現象的發生，甚至於還幸災樂禍，推波助瀾。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中，自殺事件更達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一個高峰。謝泳指“這是一個絕望的年代，除了自殺沒有別的路可走。”真是一針見血。
這是一個絕望的年代
反右時發生的大量自殺事件並不公開報導，作為中共高級幹部閱讀的《內部參考》也只報極少的一部份，但已很觸目驚心了：投北京大學未名湖自殺的東北人民大學歷史系主任丁則良，鳴放期間正在蘇聯開會，既未鳴放、也沒反黨言論，卻被打成“反黨集團”成員、右派分子。雲南昆明政協委員、資本家湯汝光本是反右派積極分子，不料仍“可能被定為右派”，於是跳河自殺。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女生江鳳英是該校第一份大字報《黨委在幹什麼？》的第一位署名人，被連續鬥了三天後跳樓自殺。著名電影演員石揮連續被批判鬥爭兩天后，跳揚子江自殺。自殺的還有胡適留在大陸的兒子胡思杜，是河北唐山鐵道學院的講師；廣州水利發電設計院技術員黃倩，是黃金榮的堂侄孫女；著名的電影導演史東山；曾任周恩來機要秘書和《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著名女散文家楊剛；中共中央黨校秘書長、著名文學理論家周文；新聞工作者洛蔚、麥招漢；江蘇醫學院陳少伯教授；上海電機製造學校師資訓練班學員陳君豪；武漢醫學院學生劉卓勳；武漢大學物理系教授畢長林；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胡漢懺；遼寧省遼陽市工商聯主委姜陟庭；上海外國語學院學生陸立時（女）和工友施永豐等。為抗議劉賓雁、徐鑄成被打成右派分子，《北京日報》戚學毅、《文匯報》梅煥藻跳樓自殺。西南農學院的右派分子李友霖表示要自殺；遼寧省吳潤芝（民進大連市委秘書長）表示“活著沒意思”，被認為“以死威脅”。
還有，清華大學陸續發生六起學生自殺事件，“團組織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黨把責任推給了牠的助手)。兩百多個歸國華僑學生，百分之八十被鬥，已有一個跳樓自殺。重慶發生自殺事件六起，死六人：其中東林煤礦生產科長王彬，是一九四一年的中共黨員，“有一系列的反動言論，為肅反對象鳴冤；其妻(與中共)有殺父之仇”，因此全家三口自殺以表示“不與共產黨同處一世界”。武漢各高等學校在反右派鬥爭的一周之內發生自殺、逃跑事件十五起，其中自殺的有五人（一人得救）。
共產黨各級頭目對自殺者的態度也很值得注意。中南財經學院經濟系二年級學生彭先贊投江自殺後，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許道琦“指示該院不能因此影響反右派鬥爭的進行”，於是院方“進一步揭露彭的右派言論，團委會還宣佈了開除彭的團藉，據說學生中反映還好”。中共山東省委候補委員、《大眾日報》總編輯劉建畏罪自殺身死，《大眾日報》根據中共山東省委指示已經和正在召開各種會議，並通過大字報聲討劉建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肅清劉建的影響。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毛共之賤視生命，冷酷無情，亦不自其時始；鎮反時至少五十萬人自殺，中共中央的方針仍然是“不要過早糾正過度行為”。（《 二十一世紀》，一O二期三十八頁）。其冷血、其狠毒，豈是“虎狼、魔鬼”之類所能比擬。
反右運動，禍及農村
一九五七年，中國共產黨在城市、機關、企業、工廠、學校大抓右派分子之外，還大張旗鼓地在全國農村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沿用土改鬥地主的辦法”，肆意作踐農民。如吉林省，乾脆把農業社員“劃分為左、中、右三等，進行反右派鬥爭”；蕭家社把偽警察、地富分子、不遵守勞動紀律、不愛護公共財物、幹活好拿輕躲重或說過落後話的社員都劃為右派，列為反擊對象；懷德縣幹部認為“落後言詞就是右派言論”，劃出了百分之十的落後分子和百分之三至四的不滿分子，進行批判；白城縣幹部認為可以借反右宣傳機會整落後社員。（新華社長春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日訊）其恐怖程度並不亞於反右派，因此也發生不少自殺事件。
新華社鄭州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訊，河南省信陽地區等農村有十八人自殺，其中屬於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殺”者四人，農民二人。(新華社記者在此故意用“畏罪自殺”來為中共開脫殺人罪責。)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