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在《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中论述到，政治变革应该由一个国家的政权、资本和思想三要素中的超越者承担。“愿意把权力用于结束专制统治的当政者是政权超越者；愿意把财富用于改造社会的企业家是资本超越者；而思想超越者一是要超越自己的谋生，二是要超越前人的教条。”而我以为，政权超越者、资本超越者、思想超越者首先应该是道德实践的超越者，或者叫道德反思者。由于极权社会中的道德实践不断受到政治的污染，只有不断进行自我反思的人才能避免沦落为道德侏儒和精神奴隶。阿伦特在《埃希曼在耶路撒冷》中论述过无思考性导致的“平庸的恶”所带来的巨大的极权灾难。放弃思考、道德冷漠可以通往恶行或共谋，而道德反思则是公民美德的前提和途径。

    “美德似乎是一种心灵的健康、美和坚强有力，而邪恶则似乎是一种心灵疾病，丑和软弱无力。”（柏拉图：《理想国》）从胡佳身上我们能够看到种种最宝贵的公民美德，真诚、勇敢、坚韧、博爱，一颗赤子之心，出污泥而不染。

    1990年6月4日，他身穿黑衣，别戴白花，一个人赶到天安门广场进行悼念，此时他还是个高中学生。1996 年大学毕业时，胡佳应聘到北京电视台做编导，但是一篇关于一个中国汉子和一个日本老人在内蒙古沙漠治沙的报道，几乎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寄去100元钱，在打电话询问时才知道他是唯一一个寄钱的人，他和另一个朋友自费跑到恩格贝沙漠里种树一周，成为第一批志愿者。他随后加入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参与创建中国绿色大学生论坛，他赴青藏高原考察生态与环保，到湖北天鹅洲去救助受困的麋鹿，又到可可西里，成为野牦牛队的一员。2000年开始关注中国的艾滋病状况，成为最著名的艾滋病活动家之一。远在“维权”这个概念流行之前，从事艾滋病工作就成为最危险的维权领域之一。艾滋病和血液安全问题长期被政府刻意隐瞒，不准媒体讨论，而艾滋病工作者常常被跟踪、骚扰、威胁、迫害，直到今天，政府虽然无法再隐瞒艾滋病的真相，但对艾滋病活动人士的骚扰和迫害仍未结束。

    无论是环保还是艾滋病领域，他都投入了全身心的热情；但他有更广阔的爱与关怀。2003年3月，胡佳参与了呼吁释放刘荻的签名活动。他不满足于仅仅签一个名字，10月份，胡佳一个人前往公安局，申请要求释放刘荻的示威游行；他明知不会得到批准，但他就是想让政府知道人们对刘荻的关注。2004年，胡佳为纪念胡耀邦逝世15周年，到天安门广场献花，警方将他拘捕，还要求胡佳母亲带他去做精神病鉴定。2005年，赵紫阳去世，胡佳到赵府去吊唁，为此被警方关押十余天。2006年，他为营救盲人维权者陈光诚，陪律师调查取证，或者去探望被软禁的光诚妻子，他明知道每次都极有可能被当地政府雇用的流氓殴打，但仍一次次深入虎穴；2007年，陈光诚妻子逃脱监控，来到北京，胡佳不顾个人安危，把袁伟静安排在自家居住。

    胡佳经常处在莫名其妙地失踪、被软禁和监控的状态。最长的一次失踪是在2006年初，北京公安机关以黑社会手段绑架胡佳，并矢口否认，41天后，迫于外界的强大压力，才把胡佳交出来。胡佳妈妈讲他在里面绝食的情况，“警察拿他开心啊，他不吃饭，不吃饭饿的不得了，把他抻起来，就是让他站着，一个手指就给捅倒了，捅倒了以后，倒下来他们又给他抻起来，再给他捅倒，他们就在旁边哈哈笑。”2007年一年里，他被监视、跟踪、绑架的时间超过200天。胡佳的写作既是心灵写作，又是真正的“身体写作”：与极权的任何反抗都不能不走向身体的对抗，精神独立和思想抵抗的道路上必然伴随着监禁、软禁、殴打、失踪，在极端的情况下，维持自由和人性的尊严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他的心灵是开放的，为美好的事物和真实的人性而感动。姚遥评价说，“他心中有非常美好的事物，他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是那样的，应该比现在更好，而且他愿意为这样的一个应该达到的目标去奉献他的努力。当他关注到哪个社会问题比较尖锐，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愿意挺身而出为此而努力。”不可避免地，胡佳逐渐把自己的工作范围扩展到几乎全部人权领域。他不知疲倦地拼命工作，仿佛稍微一放松就会愧疚不已。他是一个充满大慈悲的佛教徒，他对大自然的一花一草，一虫一兽都充满爱心；对人类，尤其是弱者和受难者，更是深怀悲悯。他爱的并非是抽象的国家和人类，而是一个个有着具体命运的个体。在普遍道德冷漠的今天，还有谁为狱中的酷刑而悲愤？还有谁为政治犯家属的困顿而焦虑？还有谁为被打死的冤民而哭泣？还有谁还惦记着第一线的人权斗士的安全？还有谁在寒冬为访民送去棉衣？还有谁关注艾滋孤儿的命运？再一次访谈中胡佳说：“我觉得是在与自己的懈怠做斗争，与自己的软弱、虚荣、嫉妒等各方面的自己内心的阴暗面作战，还有为社会公正而战，看到什么不平的事情就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伸出援助之手。”胡佳的大勇和他的大爱是分不开的。他以自己的病弱之身，挺起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坚硬的脊梁；他点燃自己，给周围的人带去光明，他的赤诚、慈悲、勇敢和耐心如同一个圣徒，常人无法企及。

    他心中，永远把受难最深重的那部分人放在重要位置：上访者、艾滋病人、受迫害的宗教信仰者、政治犯及其家属、处境危险的人权捍卫者。其实，如果把这些人完全排除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可以说中国的人权状况相当不错。而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是由受保护最少的那部分人决定的；我称之为“人权的木桶定律”。是法轮功信徒、藏民、上访者、囚犯、农民工，而不是享有各种特权的官老爷，代表着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法治程度。“如果这个社会始终和不同地将一部分人划分出去，让一部分人出于任何政治保障和法律的保护之外（作为‘贱民’），这一部分人的状况实际上代表了这个社会整体的水平。”（崔卫平：《承担一个犹太人的重负》）真正的公民美德要求我们去爱、去关怀这些被法律、被媒体和公众讨论所遗弃的政治贱民，因为今天是这一部分人，明天可能是我们自己（想想孙志刚、聂树斌、魏文华的命运，谁又能真正的免于恐惧？）；因为每一个同类的自由和尊严，都是对我们自己的剥夺；而且每一次不义和罪恶，都有我们的一部分责任。

    胡佳当然清楚自己所处的危险。“虽千万人，吾往矣！”他是一个早就免于恐惧的大写的人。当然他绝非赤膊上阵，为了入狱而入狱。他清楚自己对父母、妻子和孩子的责任。欧阳小戎回忆道：有一天他给胡佳打电话，正值耿和大姐刚被殴打，他对胡佳说：“请你为金燕想想吧，如果你到了那一步，那耿大姐的今天很可能就是金燕的明天。”在电话那头，胡佳开始颤抖，语无伦次，只是不停重复着：“是的……我知道……是的……我知道……”他的女儿刚出生的时候，他给朋友们的信中说，他要离开几天，专门照顾妻子和女儿，维权的事情不得不放一放。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想要保持独立和尊严、想要承担社会和历史责任的人，必须同时考虑到家庭的责任；据我的观察，那些入狱的良心犯，对家庭和亲人都有一种深沉的热爱；那些真正热爱生活、热爱自由的人们，才有可能放弃，才有可能面对这种痛苦的选择。事实上，这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社会-历史责任与家庭责任之间作出艰难的平衡。

    在我们周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站立起来，凭着自己的良知，在自己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持续不断进行抗争。“抵制极权主义最好的办法，是将它从我们自己的灵魂，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土地，从当代人性中彻底地驱逐出去。”（哈维尔）对人性异化的自觉抵制与反抗，需要极为艰苦的持续的努力，但舍此无法看到新社会的希望。胡适曾经对青年学生讲，“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我们社会已经取得的些许进步，必须主要归功于少数的那些敢于生活在真实之中、敢于和野蛮、谎言和邪恶作斗争的优秀公民，少数的那些保持人性尊严和高贵灵魂的道德反思者，少数的那些被囚禁的、被伤害的、被侮辱的、被驱逐的行动者和思想者，少数的那些践行公民美德、担负公民责任的人们。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摧残人性的制度将不会改变，而我们的后代仍将被野蛮所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