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议报
    市场是靠一套众人确认规则而运行的机制。这样说，有点抽象，远不如我们看到一个大大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那样直观。这样说，甚至有些模仿黄仁宇的嫌疑，因为黄老先生说过：“一个国家之现代化，主要是以商业组织之原理加于国事之上，因之公众事务之分工合作和私人生活之分工合作异途而同归，所增加之效率，使这个国 家的功能提高。”
   
   先生主旨在讲现代化问题，我却能从中悟道：中国古来官场即为市场，政治本身也是一套市场机制，即云政治中的交换原则在中国历史与现实中表现为“政治本身也是市场”，只不过这个市场绝然不同于现代市场而已。如此判断，似乎又要引证马克斯•韦伯的古典资本主义分析，如包税制与卖官鬻爵。但是，作为通俗表达，还是免了过长的引述，看一下毛时代的交换机制，我们就不难理解今日的“南街村真相”。
   

   就中国政治史的主流来看，政治市场的参与者一般是传统贵族（如两周政治分封者兼朝政参与人，魏晋南北朝的门阀）与乡村文人体制化力量（即农村出身的科举人士）。在毛泽东及其统治核心分子看来，这种交易模式应该遭到否定，而否定的最好办法就是从农民中选取精英分子。
   
   “农业学大寨”与陈永贵现象，是这个选取方式的经典。
   
   陈永贵凭着农村精英分子的狡猾与残忍，代表他生活的小众群体与国家达成了交易。最后，他所领导的小集体获得了国家大量的援助，国家为这个政治样板已经不惜成本。因此，陈永贵在临终时也不愿承认国家的投入远大于大寨的产出——这么一个残酷的事实。
   
   承 认与否，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他的后代借助农民的身份资本与集体牺牲而成就的政治资本，变成了官员（国家干部）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至于陈永贵的儿子 在陈永贵失势后，被揭出了什么“犯罪事实”，那完全是政治斗争的余波，不足详析。值得注意的是，陈永贵的狡猾在于他明白新政权需要什么，如何投其所好，比 方说在三年大饥荒时，坚决不要国家救济，反而向国家缴纳粮食。实现狡猾的设想需要残忍的治术，这不是农村精英分子的特有，但农村精英分子却可以把他发挥到 极致。陈永贵的大寨治理模式与毛主义的思想祖先之一的洪秀全之“金陵公社”，没本质的区别：严格的作息制度，以及劳动中“特定规则”之实行（如“光脚翻 地”以保土地透气）。
   
   比 陈永贵投入政治交易更早的一位农村精英分子是合作化时期的耿长锁，河北省衡水地区饶阳县五公村人。他的合作社经验受到过刘少奇及刘系河北实权人物林铁的支 持。在大饥荒时代里，他听到了陈永贵的“事迹”，也决心采取不要救济反而向国家缴纳粮食的办法，因此也获得了更多的政治资源。虽然说他希望毛泽东视察五公 村的愿望没有实现（——后来事实证明：毛不可能对刘派的试点给予褒奖，而是新立了大寨那样一个新试点），但是他坚定地抵抗对付大饥荒的任何市场化、自由 （自决）化的选择，如反对农村集市。
   
   在作为合作化运动代表五公村的“造神运动”中，五公村同样是在经济收入上大大获益（甚至说是作为人民公社化运动代表大寨暗中效法的样板），即是说：国家对五公村的投入远远高于五公村的经济产出。
   
   之于耿长锁的个人远期收益，他的女儿免于承担大饥荒后果（所谓下放），留在了县城。而与耿的女儿初始身份基本相同的农村青年男女的命运是什么呢？时有民谚曰：
   
   饶阳初中生，
   白搭九年功；
   高中没考上，
   师范不招生。
   省里搞下放，
   区里停征兵；
   回家耪大地，
   辈辈甘受穷。
   
   中 国当代史翻过了合作化一页，也翻过了公社化一页，在改革开放的时代里，南街村的集体主义模式成为一个“反潮流”经典。如果这个当代经典真地体现为民主选择 与多数决的集体行动，未尝不是针对历史的创新。可悲的是，它实际上复制了合作化时期的五公模式、公社化时期的大寨模式——乡村精英分子以小众群体的命运为 “货物”与国家权力进行交易，仍然获得了国家投入与本体经济产出的巨大差额，更为准确地说：南街村作为经济体亏得是国家（即他们获得资本特权的部分），赢 利的是自己——从所谓的普遍福利到某个管理者来历不明的巨额财产。
   
   相对于五公与大寨的政治怪胎，南街村是一个经济怪胎，而经济怪胎的最强支撑则是宗教怪胎：毛泽东本人没有被神化，但他的所谓思想被神化了，超乎普通的“神”之上。由此宗教哲学逻辑衍生的问题则是：谁是这个“宗教怪胎——怪胎宗教”的伟大使徒呢？
   
   王宏斌。并且，“教主”毛泽东已经被“虚君化”，结果是王宏斌即是“真理、道路”、又是活生生的“实际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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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2月28日下午写于绵逸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