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在我感觉越发狰狞和陌生。3月7日中午，我夫妇俩带着失望和感伤，沉重地离开了“伟大的首都”，于次日下午回到了福建。在我夫妇俩失去人身自由的这一时段里，连续3天，我在电话中接受着多家海外媒体的采访，因为环境嘈杂和特殊，可能导致误听。不时有网友发来短信或在网站留言，担心着我夫妇俩的安危。为让网友们放心，同时也为更准确地记叙“盛世”的某些状况，我勉强自己敲打以下文字。我说过我对文字已是日趋厌倦，苦口婆心的规劝也好，言辞犀利的批评亦罢，都改变不了这世道什么。正在加剧恶化着的人权状况，已不幸成为此言的注脚之一。目见耳闻，匪夷所思，恍如隔世，我们所处的现实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盛世”，仍然是山长水远！

   　　其实我更乐意接受国内媒体的采访，因为我本就是一个曾同国内媒体互动频繁的人。然而，梦君惨烈离去后，国内媒体已然集体死去。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在这个宣传与现实高度脱节的时代，神圣的法律和不可予夺的人权，正不断被野蛮公权踩踏得面目全非，山高皇帝远的地带如此，“伟大的首都”如此，可悲的是，国内媒体照例得仰人鼻息，在各种方框内笨拙舞蹈，向读者和受众端出的，也总是一碟“莺歌燕舞”的冷盘。传媒有传媒的无奈，当国家机器呈现大面积锈蚀和非正常运转时，纵然传媒良知未泯，只怕也是徒叹奈何。

   　　著名新闻人普利策说过：“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上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地发出警告。”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我国，新闻工作者受到诸多牵制，一直以来不太容易“及时地发出警告”，常常得选择性失明。体制外的文字工作者要想以我手写我心，也远非易事。每次赴京上访，受社会责任感的驱使，我在为儿鸣冤的同时，总尝试着在某些方面做些力所能及的补白，但又往往因了某些原因，而不得不中止想要进行的工作，这次当然也没能例外。

   　　3月5日午后，我和妻子一同赴公安部上访，路上惊见临时关闭了的天安门广场又开放了，只是广场内的游人不像往常那样熙熙攘攘。在3月4日写下的《廖祖笙：红箍·多兵种·查包·封路·封广场……》一文中，我如此写道：“发现一大奇迹：那广场居然关闭了！里面没有一个游客，只有一队武警在列队巡逻，还有另外一些零星的着装警察和武警。为了印证我没有眼花，我问一位警官：‘广场不开放吗？’答曰：‘不开放，这几天都不会开放。’”我夫妇俩纳闷：天安门广场怎么开开关关？

   　　见时间尚早，我夫妇俩决定下车走走。我们计划穿过广场，到广场的那头去看看，以顺便接触百味人生。在广场入口处，我们被警察拦住了，他们要我们打开背包，接受检查，我们予以配合。每个接受查包的人都面对着那个摄像头。查包者翻看了我们的背包后，予以放行。我正要往里走，听得他们的对讲机响了，接听对讲机之后，他们顿时如临大敌，对我进行搜身，结果从我上衣口袋内搜出了那份我写给公安部的申诉材料。一位警察要我夫妇俩交出身份证，之后又要我们在旁边“等等”。

   　　旁边已有访民在那“等等”。我意识到我夫妇俩已被扣留，于是对那位拿走了我们身份证的警察及时表明自己的社会身份，希望他适当考虑到可能导致的负面政治影响。然而，他无可变通，仍然要我们“等等”。那么，我夫妇俩也只有苦笑，在一旁“等等”。

   　　之后我们被带往广场附近的一个警局拍照、登记。登记的警员看了我们的身份证和申诉材料之后，在登记表上登记的是我妻子的名字。而后一位警员便要我们“到这边来”，我们看到走廊里和一间屋子里尽是被扣留的访民，乌烟瘴气。我夫妇俩对那位警员表示我们下午还得到公安部去上访。对方一边野蛮地把我们往访民堆里推，一边道：“我不管你什么作家不作家，到了这里，你们就得听我的。”我指出对方这是在违法办事，侵犯人权，那警员推我便推得更加用力。

   　　与同样被扣留在此的访民一叙，我们得知很快将被一同送往马家楼。我觉得憋气：没有任何法律条文规定访民在天安门广场一带不能出现，也没有任何公示曾经昭告访民不能路经天安门广场，这些执法者怎么可以如此野蛮行事？当执行国家权力的人尚且不把法律放在眼里时，又如何去要求这个国家的国民自觉守法？我想到有访民向我们反映北京南站前几天夜里也有大量访民被送往马家楼。那些访民千里迢迢来京申冤，甚至还没有在天安门广场一带出现过，也一样被带到了马家楼，这样做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盛会”的召开，难道也能成为公然侵犯人权的一种理由？“盛会”开与不开，同访民们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人民没有选举权和罢免权，便也对事关人事变动的“盛会”反应冷淡，数目如此之众的访民作为人民的一部分，难道就因为北京在召开“盛会”，就得“自惭形秽”，自觉从京城消失？一年四季均在京城不断上演的野蛮截访呢，国家权力对此又作何解释？

   　　书生气在这世道显然要被碰得一鼻子灰。这么长时间以来，没有任何官员代表国家权力对访民公开道歉，也没有任何官员代表国家权力对访民做出过某些该有的解释。随着一位警察的一声召唤，我夫妇俩无奈地随着人群走上了一部大客车，车厢内密密麻麻塞了80余个访民，犹如一个挤满拉丁鱼的罐头，这个“罐头”被拉进了我听闻已久的马家楼。

   　　百余名来自各地的截访者已“恭候”在此，客车停在了操场上，那些截访者便在车窗外辨认车内是否有来自其所在地区的上访者。车子大概在操场上停了20分钟，才打开车门。车上的访民被安排进入一间大屋，警察们在吆喝着：“排好队排好队，分5列站好。”妻子说，她想到了电影中的情景，这架势，就像是二战时期的纳粹集中营，访民们就像是一群犹太人。是的，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接下来，是否需要也脱了衣服，而后被驱赶进毒气室？

   　　那些截访的便衣警察溜达在队列的四周，有的想把他所在地区的上访者给叫出去。访民拒绝跟随家乡的截访者走出队列，原来访民被带进马家楼之后，还要被登记一次，在马家楼呆一天，访民所在的地方政府便会被扣一分，这便也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政绩”和官员的升职。原来如此，各地截访这般积极！大多数访民面无惧色，有些访民甚至说，他们是故意被北京警察抓进马家楼的。

   　　在登记之前，每个访民的挎包和背包又被检查了一次，倘使带着相机、摄像机和便携式电脑，便会被暂且扣留。登记完之后，访民们被赶进了几个小院，院内的大屋被隔成了一间间的小屋，小屋的两旁各有一长排塑料靠背椅。我观察了一下，这天被带进马家楼的访民有好几百人，不断有人被送进来，也不断有人被接出去。墙壁上到处是摄像头，窗外的围墙上有铁丝网。院子的门口和那条通道的出口处，有成群的警察和保安把守。

   　　小屋里的空气非常污浊，有些访民在等待地方政府接人时，便宁可到小院里去站着。警察和保安们欲把这类想要呼吸新鲜空气的访民赶进小屋，访民据理力争：我们又不是囚犯，你们凭什么这么对待我们？你们没遇上有冤无处申的那一天，真给你们遇上了，你们也就知道这样做是过份了……警察和保安们于是做了一些让步，只要访民们不走出小院的门口，即可。

   　　有些访民一年里在这进进出出许多次，已经是“老油条”了，在小院内嘻嘻哈哈开着玩笑，消磨时间。我从有些访民的口中得知，有的地方政府一年用在一个访民身上的截访、监控费用，竟是25万－30万元人民币，截访人员通过虚报开支等手段进行贪污……在澎湃着的截访潮当中，存在着一根巨大的腐败链条！

   　　几个女访民特别有趣，没事就爱去作弄那些来领人的截访者。不论哪个省的人来接人，她们都嘻嘻哈哈地“自首”，连声说：“我们就是，我们就是……”这么玩闹了一阵，她们又自娱自乐唱了好多歌，不知那些歌是不是她们自编的。

   　　我和妻子记录了部分歌词：

   　　“**叔叔好，**叔叔好，**叔叔是我们的好领导，说得到，做不到，全心全意为了自家捞钞票，我们坚决打倒他……”

   　　“来到了马家楼，马家楼好地方，好地方呀——有榨菜来有馒头，有馒头来有榨菜，处处是冤民，遍地是冤情……”

   　　“啊贪官，贪污受贿造假案；啊贪官，逼着人民进京喊冤！无数人民进京喊冤，四面八方寻找包青天。再看中南海新华门，上访的人天天在呀；啊贪官，啊贪官，首都的形象被你玷污！啊贪官，国库渐渐被你掏空，男人被逼得走海岛，女人在家流浪受煎熬，上访的人把眼泪流干；啊贪官，你给人间带来灾难……”

   　　有个北方的访民在上厕所时滑倒，摔得很重，被访民们扶到小院的一角坐着。宁波的一个女访民不愿走出马家楼，意在让地方政府多扣分，结果被当地的几个截访者抬手的抬手，抬脚的抬脚，抬了出去。访民群情激愤，有的说：“这也是***啊？”有的骂：“这些土匪，竟然这样对一个妇道人家！”

   　　广西柳州的几个女访民身穿状衣，状衣上写着：“过去的土匪在深山，现在的土匪在机关！”状衣上还控诉着当地怎样令她们从百万富翁沦为乞丐。几个特警在小院里等着，几个身穿便服的截访人员要把她们强行带出去，数百访民激愤地站起身来起哄，一个八旬老妇跪在截访人员的面前，哀求政府把她们的家产还给她们，另一个八旬老妇则扑在地上，抱住一个截访人员的一条腿，伤心哭泣。

   　　“冤啊！冤啊……”不时有访民这样仰面大喊。假如不是亲眼所见，我也不会相信这样的非人间就真实存在于北京的一角。

   　　过了吃晚饭的时间了，仍然迟迟不见有人送饭来，访民们纷纷喊肚子饿，有个糖尿病人几乎要晕倒。后来终于送饭来了，每个访民领到了两个馒头和一小包榨菜。有的访民在骂：“娘的，这辈子今天还是头一次吃牢饭！”有的访民听了，便较真，说这算不得坐牢。我在想，当一个人处在这样的境地，失去了人身自由时，和坐牢在本质上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区别。

   　　这天夜晚，我们被接到了广东驻京办，又一次看到了此前两次参与绑架我们的那位黄岐警察。在广东驻京办坐到凌晨一点多，他们陪我们到住处去拿行李，路上“陪同”的不但有那位警察，还有两位保安。我们收拾完行李之后，那位便衣警察对我们的住处进行拍照。

   　　当晚，我们又被他们带到一家叫“中工大厦”的宾馆里，南海方面给我们开了一个房间，安排了两个保安在门外彻夜看守我们。妻子离开广东后，体质一直虚弱，连续两个月病怏怏的，这天感觉特累乏，子夜临睡前，她说：“火起来我们就报警！”我说：“能向谁报警呢？要报警，也只能是向全国人民报警！”我的内心在想：廖祖笙夫妇的今天，很有可能就是你或者他的明天！

   　　3月6日清晨，我们要下楼吃早饭，他们不让，把早饭打上来让我夫妇俩在屋内吃。我感觉这是一种人格上的侮辱，也多少有些顾忌，于是只吃了一个鸡蛋。

   　　早饭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教办的叶主任又出场了，我夫妇俩同这个协调小组组长打交道已有多时。整个上午他一直在屋里“陪”着我们，其间不时有网友发来短信，对我夫妇俩的安全问题表示担忧。聊天中我们得知，他在我们被带到马家楼的当晚，乘坐飞机赶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