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还是革命?我以为，端视当时的社会制度建立在哪个基础之上。
    比如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建立在相对完美的政治制度上，而另一方面中国又因了落后的经济、复杂的社会乱象以及懒散庸惰的民众而不能完全将民主与自由践之以行，这样的社会就只能改良，不能革命。原因很简单，因为革命之后拿不出更好的政治制度。我极为推崇在美国做历史研究的台湾籍学者黄仁宇的说法：“蒋介石不是大独裁者；他缺乏做独裁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为民主斗士；他纵使有此宏愿，也无此机会。”机会到哪里去了？发人深思。当时的国人应该尽全力为他创造这个机会，只可惜有野心的人太多（毛泽东之类）、嫉妒的人太多（冯玉祥之类）、“主义”太多（共产主义之类）、搅屎棍太多（鲁迅之类）、被邪恶势力利用的单纯人太多（梁漱溟之类）、想捞浮财的人太多（各大战役中帮共军推独轮车的民众）如此一来，蒋公就算有三头六臂也难以施展其政治抱负。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在极度“乱世”之时用的“典”是不够重的，更惨的还在于，连用过的一点可怜的“典”也被人骂为独裁。可惜中国就此失去改良机会，转而大吞专制制度的苦果，真正领教独裁的滋味。这说明民国时期中国改良确实有现实性、合理性、紧迫性。有人为毛泽东的革命张目，这是犯大糊涂。读一读共产革命起事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就知道，马克思这个人完全有心理疾病，极度仇富；他有理论癖，自以为有经天纬地之才，成天在象牙塔里设计和策谋暴力理论，想做无产阶级教父。他说话狂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偏激（“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强词夺理（“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时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夸张（“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片面（“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老乐质问：组织资本运作、组织生产力、管理车间、开发市场等等，叫不叫劳动？）、无知（“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不顾客观事实（马氏对资本在运作过程中独自承担的巨大风险以及资本运作过程中所产生的剩余价值对国家与社会的贡献装聋作哑、只字不提）。李大钊、陈独秀这些大知识分子竟然无视共产理论诸多显而易见的问题，去笃信它、传播它，简直令人匪夷所思。那时的大知识分子们完全应该行改良之路而不是去践马克思那动辄“消灭”之行----革命！
    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通过不断改良，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经济和政治两大成就：
    一，经济上：完全颠覆了马克思企图革命的最大理由----“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活下去了，就是说，它的存在不再同社会相容了。”（《共产党宣言》）
    二，政治上：成功地实现了宪政民主，“把统治者关进了兽笼子”（布什语）。

    面对这样的进步社会，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应当是无地自容的。老乐的结论是：马克思的想象力高于其判断力。他的政治学、经济学均有问题，逻辑思维亦有乱子可捉。
    上述事实说明，一个社会制度的前边若没有更好的制度摆在那里，就应当改良（资本主义社会至今还在改良）。反之，一个社会制度的前边若有更好的制度放在那里就应当革命。从小手工业到机械工业是革命、从自然能到电能是革命、从自然遗传到基因改变是革命、从写书信到发电邮是革命......简言之，革命就是翻新、就是突变、就是脱胎换骨。革命本身没有兵戎相见、尸填沟壑的含义，只能说要实现革命可以采用和平的或暴力的手段。
    回到中国社会现实，现制度的前边明朗地摆着一个民主制度，那是一个相对而言更好的制度，比独裁专制制度好去不可以里计。所以，中国必须选择革命而不是改良，你改来改去，改到尽头还得革命，那是终局。
    中国自古以来的既得利益者是没有觉悟让大家分利的，且为了赢得地位与尊严还要成倍地加大这利益的合法性、稳固性以及递增状态。这是中国顽固的封建文化，道德与慈悲是撼动不了它的。几千年的等级制一直在造这个孽。外国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民主宪政因此有了道德基础；中国人在孔子面前论尊排辈，独裁专制因此有了理论基础。中国文化是十分的特殊与顽劣：在朝廷----权力催生野心；在个人----虚荣促成奋发；在道德----嫉妒酿出仇恨；在人生观----富贵与显赫齐飞、贫寒共苍白一色；在意识形态----地崩山摧百家死，然后四书五经相钩连......整个中国岂止“蜀道难”，举目四望，哪里不难？几千年中华文明是荣耀同时也是包袱，难怪先人要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毋容讳言，即便日后民主人士掌权，自身潜藏的传统劣质基因或多或少都要发作，这就全仗得一个好制度卡在那里，使他们不敢轻易发作，要风不能得风，要雨不能得雨（关于制度的重要性请参见老乐早先博文《坏蛋弄了个坏制度》）。
    目前有一个混淆视听的现象：让精英出头露面。好像这样一来，共产党就改头换面了，与时俱进了、国际化了、合法化了；再来一点“关爱”就人性化了。列位，差得远！本质上没有突破，花枪玩得再好也是白搭。如果还一帮一帮地去西北坡祭祖、如果还不断地把中国的思想及行动先行者抓进大牢、如果依旧把吃饱喝足的猪权拿来充当人权,那么，党也还是那个党、遗传因子也还是那个旧因子。
    客观地讲，改良比不改良好，但问题是：中国的改良是不是幌子？是不是给这制度以苟延残喘的机会？是不是为党的牢固统治夯基？是不是挡箭牌？是不是为反革命找借口、耍赖皮？从改良到革命肯定有一个过程，问题是：这个过程有多长？中国革命的客观条件早已具备为何迟迟不见革命动静？一触及转制就推言：“中国条件不成熟，中国人素质差，不适应民主”，放屁！香港人素质差不差？为何不给普选？根本就是没安这份心！既然素质差就应该提高，但是做这份义工的人却要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给抓起来，这国民素质如何上得去？共产党很阴谋地收买精英、很阴谋地让既得利益者醉生梦死、很阴谋地纵容贪污（有时故意发出警告：当心！）很阴谋地把社会名流套进政协、很阴谋地打压异议人士、很阴谋地对特殊人物软硬兼施、很阴谋地钳住底层大众。由此制造改良的长期性，以致中国的改良实质上成了执政党的拖刀计。
    社会制度革命可以和平实现，亦可暴力实现，心态健康者都希望和平实现。老乐不希望流血，既不希望人民流血，也不希望共产党人流血。毕竟中国流了几千年血，一直没有走出以暴力更替权力的怪圈，民族付出的代价太大。但是，“和平还是暴力”？这个主动权不是掌握在人民手里，而是掌握在统治者手里。也即是说，选择权在统治者手里。在变革早期，人民是革命的外部力量与促进力量，如果此时统治者不自行变革，人民就会必然地、不可阻挡地转换成革命的中心力量与支配力量，那时，社会各阶层将无一幸免地在摧枯拉朽的狂潮中付出变革的巨大代价----血肉崩盘！任何政党、团体与个人都能在二者之间有一个基本的、清醒的判断。这是常识，不是知识，更不是政治局身边的伪精英们故意营造的深奥课题。在讲求效益的今天做任何事情都要直奔目标，世界大势当顶压人，中华民族拖不起，输不起。八国联军今已不再，“义和团”却常在，我们要警惕来自内部的愚昧和反动。
    我有一个直觉：与“蒙古亡于信息不畅”相反，共产专制若不主动谢幕，将会亡于这次人类伟大的信息产业革命。借助科技革命来实现政治革命，也许是中国的命数。
   
   （2008、3、8日老乐捣于澳洲）

此文于2008年03月09日做了修改